晋商的风与雨-3

　　一山容不下二虎，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离开日升昌后，马上接受别人的礼聘创立了蔚泰厚票号，蔚泰厚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多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又有4家蔚泰厚票号相继开业，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庄，而毛鸿却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毛鸿马上还以颜色，给小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这两位大师斗得顽劣，但如果故事放在今天，却不是顽劣所能形容，凶狠的手段有得是，比如贿赂工商封杀对手，请记者发文满世界抹黑，或雇黑社会打黑枪，十八般兵器信手拈来，与时俱进嘛。

　　[或战或和，都是发财机会]

　　话说回来，当年晋商何以横行全国？有勤劳说，比如走西口；有诚信说，关公是榜样；有情商说，中国犹太部落云云。

　　哪个地方没有仨俩富人？而大面积地暴富和成功，就不能仅仅从自身内部找原因了，余秋雨所说的“纯粹的商人”就不存在了，只有在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态中找原因。也就是说，晋商不那么“纯粹”了，晋商与官结合了，官商相互利用了——这才稍稍可解释晋商的兴衰。

　　1403年之后的明嘉靖年间，在靠近山西的呼和浩特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想能不能通过“互市”来代替战争，于是在嘉靖十三年他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他保证他的民众和军队不抢劫，但条件是“互市”：你要提供我生活必需品，我用牛、马、羊和你交换。但在整个嘉靖一朝45年间，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事实上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禁不住。王崇古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但需要一个契机才能废了国策。这时候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事件，王崇古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200多年的战火熄灭了。

　　《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当时山西的作派乃今日之深圳：一时买卖云集，人欢马叫，晋商崛起，是为时事造晋商也。

　　晋商抓住了和的机会，也抓住了战的挑战。

　　1690年，为平定噶尔丹叛乱，清康熙皇帝亲率8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对西北用兵，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这时候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话的是范毓滨。

　　范毓滨主动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表扬范毓滨的贡献：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

　　当时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300多年前这里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也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历史上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话说到此便可明了：如果没有官，没有西征大军，没有政策，山西人再勤劳智慧，也走不了西口，走了西口也没钱可赚。

　　[往慈禧身上投了大资，回报丰厚]

　　三几百年前的皇帝们智商是很高的，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的培训，但很会使用市场手段，很会“给政策”。因此可以说，皇上乃晋商之父。仅举两例。

　　明朝盐的运销实行中开制，就是政府控制盐的专卖权，每到军队需要粮草了，就出榜招商，令商人把物资运送过来，但官家并不给运费，而是给“盐引”，就是贩盐的许可证，每一引大约可兑盐100公斤。许多晋商，如范也逵、柯继美诸位便是经营此道发了大财的，广置良田，深藏银两，财主也。

　　另一例是晋商票号承揽官方银两汇兑。

　　各省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先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最后还得派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40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但清政府还是禁止票号染指官府银两。为什么这项禁止票号染指官银的政策会在1863年有所松动呢？

　　1862年10月，朝廷一再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官员不得不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大掌柜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票号在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山西商人悄悄地在这里做了一个强迫。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朝廷终于接受了票号的侵入。”当时每年各省和海关上缴的京饷超过四五千万两，其中的赚钱机会大大的。山西商人并不想做“纯粹”的商人，有机会也紧着往官身上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路经山西祁县，遂向晋商告贷。众商人婉言推托，而乔家大德通的一位分号经理高钰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向朝廷捐输30万白银。东家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当慈禧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给乔家留了个大人情，一是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是将庚子赔款连带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经营，这样，衰落中的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最后一抹余晖。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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