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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风与雨-3

2012年08月06日 11:20    来源:中国风险投资网    王晋添

  一山容不下二虎,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离开日升昌后,马上接受别人的礼聘创立了蔚泰厚票号,蔚泰厚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多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又有4家蔚泰厚票号相继开业,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庄,而毛鸿却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毛鸿马上还以颜色,给小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这两位大师斗得顽劣,但如果故事放在今天,却不是顽劣所能形容,凶狠的手段有得是,比如贿赂工商封杀对手,请记者发文满世界抹黑,或雇黑社会打黑枪,十八般兵器信手拈来,与时俱进嘛。


  [或战或和,都是发财机会]

  话说回来,当年晋商何以横行全国?有勤劳说,比如走西口;有诚信说,关公是榜样;有情商说,中国犹太部落云云。

  哪个地方没有仨俩富人?而大面积地暴富和成功,就不能仅仅从自身内部找原因了,余秋雨所说的“纯粹的商人”就不存在了,只有在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态中找原因。也就是说,晋商不那么“纯粹”了,晋商与官结合了,官商相互利用了——这才稍稍可解释晋商的兴衰。

  1403年之后的明嘉靖年间,在靠近山西的呼和浩特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想能不能通过“互市”来代替战争,于是在嘉靖十三年他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他保证他的民众和军队不抢劫,但条件是“互市”:你要提供我生活必需品,我用牛、马、羊和你交换。但在整个嘉靖一朝45年间,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事实上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禁不住。王崇古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但需要一个契机才能废了国策。这时候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事件,王崇古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200多年的战火熄灭了。

  《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当时山西的作派乃今日之深圳:一时买卖云集,人欢马叫,晋商崛起,是为时事造晋商也。

  晋商抓住了和的机会,也抓住了战的挑战。

  1690年,为平定噶尔丹叛乱,清康熙皇帝亲率8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对西北用兵,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这时候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话的是范毓滨。

  范毓滨主动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表扬范毓滨的贡献: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

  当时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300多年前这里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也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历史上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话说到此便可明了:如果没有官,没有西征大军,没有政策,山西人再勤劳智慧,也走不了西口,走了西口也没钱可赚。


  [往慈禧身上投了大资,回报丰厚]

  三几百年前的皇帝们智商是很高的,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的培训,但很会使用市场手段,很会“给政策”。因此可以说,皇上乃晋商之父。仅举两例。

  明朝盐的运销实行中开制,就是政府控制盐的专卖权,每到军队需要粮草了,就出榜招商,令商人把物资运送过来,但官家并不给运费,而是给“盐引”,就是贩盐的许可证,每一引大约可兑盐100公斤。许多晋商,如范也逵、柯继美诸位便是经营此道发了大财的,广置良田,深藏银两,财主也。

  另一例是晋商票号承揽官方银两汇兑。

  各省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先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最后还得派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40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但清政府还是禁止票号染指官府银两。为什么这项禁止票号染指官银的政策会在1863年有所松动呢?

  1862年10月,朝廷一再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官员不得不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大掌柜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票号在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山西商人悄悄地在这里做了一个强迫。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朝廷终于接受了票号的侵入。”当时每年各省和海关上缴的京饷超过四五千万两,其中的赚钱机会大大的。山西商人并不想做“纯粹”的商人,有机会也紧着往官身上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路经山西祁县,遂向晋商告贷。众商人婉言推托,而乔家大德通的一位分号经理高钰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向朝廷捐输30万白银。东家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当慈禧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给乔家留了个大人情,一是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是将庚子赔款连带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经营,这样,衰落中的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最后一抹余晖。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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