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的浅解-2

　　以郭京毅（2008年8月13日被“双规”）为例，在某次酒会上，黄光裕酒后吐真言，称送给了郭巨额的真金白银（有报道称郭“两次收取人民币共110万元”）。郭自然也乐得为黄效力，在国美电器借壳上市过程中，郭甚至修改了法律规定，使困扰黄的外资占股限制被放开。

　　被黄光裕成功收买的郑少东，则在黄第一次遭遇调查后的2006年12月23日，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会议上表示，应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当然，这被认为是对黄光裕案的“特殊关照”。郑也不是“说说而已”，他还授意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黄“消灾”，令黄氏兄弟逃过一劫。

　　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人情世故比法律高得多，“只要把人搞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上述潮汕商人表示。

　　在地产界，合生创展走“高层路线”已不是什么秘密。“朱孟依交往的圈子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在朱孟依身边工作过数年的一位重要幕僚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意味着，朱个人的社会资源所带来的能量是惊人的。
　　
　　自从2004年土地“招拍挂”以来，土地市场已经成为各大地产公司竞逐的斗场，而合生创展在公开土地市场鲜有露面。早期，合生创展通过协议拿下大量廉价而优质的土地，至今，合生创展的土地成本都是行业中最低的。

　　合生创展在房地产行业一战成名，始于1992年在广州天河区开发的华景新城项目。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合生以极低的价格拿地。不久之后，广州市政府宣布城市规划，天河区成为广州市中心区域。“如果你不清楚政府想什么，根本拿不到这样的地。”

　　在黄光裕事发后，不久即传出朱孟依事涉黄光裕案的消息，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合生创展一直处于动荡中，高层也极不稳定。2010年1月21日，合生创展公告称，公司行政总裁陈长缨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职务，廖若清获任为执行董事。

　　自曝“跟朱孟依很熟”的一位匿名人士对本刊表示，朱最大问题在于，他也是“官商勾结的高手”。

　　当然，官商勾结并非潮汕商帮独有，全国每年的官商窝案数不胜数。但黄光裕一人出事，竟然带出数位潮汕籍高官及商界大佬，这颇为典型地体现了潮汕商帮在人际交往上的特点：自成一体、圈子封闭。

　　“在外地的潮汕人在一起，只要说潮州话、吃潮汕菜、喝功夫茶，那简直就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潮商研究专家张更义对本刊分析说。

　　自称“省尾国脚”的潮汕地区，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潮州话极为难懂，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由于地理上的封闭，许多其它地方已经模糊的传统，比如宗族观念、鬼神观念、多子多福的观念等等，在潮汕地区依旧很浓厚，在文化上，他们有非常高的自我认同感。

　　事实上，多位潮商研究人士均向本刊表示，潮商一直以来都不是与官员打交道的高手，他们更愿意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其中一位专家甚至指称，“黄光裕的手法不像潮商”，在他的印象里，跟善于结为行业协会行事的温州商人相比，潮商更喜欢把生意做得纯粹些，且会按照商业规则去做。

　　那么，一向非常商业化的潮商，为何突然成了“官商勾结”的重灾区呢？

　　“官商勾结也不过是为了生意的目的。”著名地产策划人王志纲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潮商近年来的官商勾结，“恰恰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商业化”，一切为了生意，于是，他们“把官场当商场经营”，“他们会认为投资政治是最大的投资，这跟胡雪岩的套路是一样的。”

　　过度的商业化，使得潮汕商帮呈现出极度现实主义的特征。“什么伦理不伦理，道德不道德，一切都是生意。”他们彻底地抛弃幻想，彻底地追求财富，这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潮汕人对金钱的理解，对机会的把握，是其他商帮无法企及的。”张更义说。

　　“他们做事情没有底线。”住在深圳福田区一处高档小区的朱先生，讲述了他对潮汕人的印象，“他们生很多孩子，楼下停着的宝马、奔驰，好车不断地在换，什么赚钱做什么。深圳的地下钱庄、印假钞等捞偏门的生意，很多都是潮汕人在做。”

　　潮汕有一句民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世界最大冰毒案”的制造者、大毒枭陈炳锡，即为汕头普宁人。此外，张启生、张瑞发、张纯烈、沈氏三兄弟……这些曾经因为毒品而震撼人们神经的名字，均来自普宁。

　　“为什么潮商低调，是因为会见光死。”一位对于潮商渊源颇深的匿名人士透露，“（在黄光裕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潮汕商帮中沉潜在海底、鲨鱼式的人物有不少。现在这些鲨鱼们受到的震慑是空前的。”

　　“我现在对王石和万科佩服得五体投地。”深圳一位潮州籍的中型开发商对本刊反思道。他在深圳做了十几年地产，身家不菲，但是始终没有更大的事业空间。深圳地产界有很多比他做得好的老乡，“一直都是担惊受怕的”，“而万科从一开始就坚持走正道，现在反而有了这样不可超越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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