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是我国宏观经济的顽敌

　　持续５年的通货紧缩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影响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深度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ＧＤＰ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产出缺口”有所扩大。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１９９９年３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１％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１９９７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１９９８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１％；到２００２年４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２．１％和－０．３％。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从１９９７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相关,行情)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以１９９６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２０００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２５．６个百分点；到２００１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１１．５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１．６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６．９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１．７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我估计，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３０００亿元。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１９９５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２３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地大幅度下降。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ＷＴＯ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ＴＦＰ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ＴＦＰ（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５５％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５．４％；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９．５％；ＴＦＰ大约是２９．４％。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ＴＦＰ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３０％，几乎是１／３。这个结论接近其他学者的研究，但低于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他们是４０％。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１％。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４０％，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ＴＦＰ。

　　提高ＴＦＰ，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中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责任不够的政府变成一个高度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公民监督和信赖不够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转向高质量高增长模式，这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作者：胡鞍钢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