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徐大麟：愿50%时间做慈善-1

25年前，徐大麟从IBM的资深工程师转身为风险投资家，彼时，42岁的徐大麟对创投一无所知。为了转型成功，他每天围着公司的五个拥有MBA学位的投资家，为他们端茶倒水，求爷爷告奶奶地学习，终成为一代“华人风险投资教父”。时间过去了整整25年，徐大麟再次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投资界跨入公益界，68岁的他仍以与25年前同样的谦逊姿态，虚心求教于公益圈内的专业人士。

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11.58 5.08%]的会议室里，徐大麟俨然一副绅士派头——合体的休闲装，亲和的微笑，稳健的语速——全然看不出征战商界数十载的凛然气度。在谈到自己刚担任的“赠与亚洲”(Give 2 Asia)理事长的新职位时，这位初涉公益圈的美国汉鼎亚太风险投资公司(H&QAsia Pacific)董事长向《中国慈善家》道出了自己的“慈善经”：“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运用，是一体的两面。到了我这个年纪和阶段，做公益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至于钱嘛，还是要去赚，赚完了再用出去。”

然而，在这位投资“教父”看来，如何把钱用出去并用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做公益，其中的学问很大”。

“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赚钱”

究竟是先创业再去做公益，还是一进社会就投身公益?徐大麟和二儿子徐牧衡曾为此争执了很久。徐大麟一度坚持要先创业，待到财富足够多，才有资格去做公益，“我当时的想法是，他应该像比尔·盖茨那样，先赚了钱再去做公益。一毛钱没赚，怎么做公益?”但徐牧衡并不认可父亲这种“简单思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这个对汉语只会说不会写的年轻人马上就飞到中国专职做起了公益，而其现在屡被提及的辉煌成绩之一是，帮助中国疾病防治中心向联合国申请到数千万美元的艾滋基金。

两代人之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和选择，究其原因，还是时代背景早已大不相同。

1943年，徐大麟出生于正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陪都重庆，五年后随父母迁往台湾。1961年，由于受四年前年纪轻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讯激励，他考进了台湾大学物理系。台大毕业后又负笈美国，读完硕士读博士，用五年苦读换来了久负盛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在联合化学公司工作三年之后，他进入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研究室，这一呆就是12年。期间他领衔发明了许多新产品，并荣升为部门资深经理——这是当时华人在IBM所获得的最高职位。

留学美国，就读理工科，几乎是1949年之后台湾年轻人的共同目标和选择。在拿到博士学位后，这个“幸运儿”群体逐渐开始分化，一部分人留在大学做研究，如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另一部分人则进入著名的科技公司，如徐大麟。即便是比徐大麟晚生18年的李开复，也遵循着近乎一致的轨迹。“我们那代人去美国，背后大概都有一个相同的故事：都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百美金去留学，一番苦读后毕业，再想尽办法在美国生存立足。”

而当生存已不再是问题，徐大麟开始酝酿一个更高的“美国梦”。亲睹过资本在美国高科技行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后，他放弃了IBM的高薪工作，转而投身风险投资界。42岁时，他加入美国汉博奎斯特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一年之后的1986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汉鼎亚太风险投资公司，专门瞄准以台湾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新兴市场。在中国台湾，汉鼎亚太先后投资了宏基电脑、台湾新竹科技园区、旺宏电子等高新技术企业，它们均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获得了极大的成长力和生命力，也才有了如今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商界传奇;在中国大陆，汉鼎亚太也战果辉煌，比如成功投资燕莎商城、星巴克咖啡、中芯国际[0.42 -1.19%]和玉柴机械等，尤其是当年投资星巴克并将其引入北京，更成为商界瞩目之举。

凭借着华人特有的勤勉和聪慧，徐大麟不仅独步东(南)亚风险投资界，还顺利跻身美国上层社会。继被美国著名的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吸收为会员之后，2006年2月，他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美前25名最佳科技风险投资家的第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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