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伯式问题”

　　关于“韦伯式问题”

　　 圈内人应该知道，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新教伦理”背景。显然，余英时注意到了新教精神中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也注意到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奇妙的，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余英时发现人们在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此范式下，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儒家精神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果着急对余英时的上述研究做结论，难免会出错误。不过，我们在肯定余先生提出问题的同时，似乎也能看到先生的漏洞。比如，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其学术前提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为西方多数人所接受的神学范畴，而余英时提出来的儒家精神，其学术前提仅仅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讲解过的社会道德观。两相比较，差别甚大，余英时在这里借用了韦伯式问题的因果链，却在无意识中把前端性的基督教信仰置换成中国式的道德教材。如此推论下去，当然与韦伯的结论有所偏离。

　　 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

　　 万科距离这样的境界还有多远？万科自身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这种方向已经呈现，至少万科在检视自身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体系，并渐渐成为万科的一种思维范式，即新教伦理将会给万科带来一种国际化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里面寻找教化的尺度。

　　 说实话，这样的观察角度让人眼前一亮。国内太多的企业一旦提到国际化，其主要视野必然是在其他国家的市场里，试图在别处，在另一个文化背景和市场背景下谋求公司的更大发展。二元论的陈旧思维范式在这里再一次将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总是把本土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把自己眼皮底下的市场定义为本土市场，而把其他国家的市场定义为国际市场。我们似乎只有努力适应其他国家的发展方法，才可以称为国际化，似乎很少想过，让所谓的国际化范式在中国本土发展，更是一种可操作性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发展思路。

　　 而在我们看来，后者可能更适合万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这就像万科在国内企业率先将新教伦理引进在企业建设体系中，而不是将公司整体性地搬到另外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的确是平的，在一个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走出门是国际化，拿回来，同样是国际化，每个市场都是国际化的一部分，我们的门口就是纽约，而纽约宽阔的大街上，同样生长着我们的深圳，我们的香港。

　　 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啊，就像我们身在北京，在故宫的红墙之下仰望万能的耶和华，这丝毫没有消弭掉我们皮肤的黄颜色，相反，借助新教伦理的力量，我们比过去看得更远，我们不再继续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一叶障目，鼠目寸光。

　　 可是有人不这么想，旧的思维范式还在夹带着我们往前走。至少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几乎都是走出去在别的市场里拼杀的战略。

　　 从1957年开始，在整整七年时间内，丰田向美国市场投入了一款新车——Corolla，并大获全胜，这种迅猛的势头一直维持到今天，丰田在汽车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市场拥有16%的份额，并且期待将其在全球市场份额扩大到20%。相似的情景同时也在能源、家电、零售、金融、消费品等领域展开。尽管进入国际市场困难重重，但行业领先者们仍然纷纷投入巨资建立基于全球市场的商业帝国，借以维持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国际化模式。然而当我们这样的模式复制到房地产行业，却发现在国际市场成功运营的地产企业屈指可数。Pulte Homes是全球经营最为成功的顶级住宅开发公司之一，通过57年的漫长发展，仅获得了近5%的美国市场份额。上世纪90年代初，Pulte宣布进入墨西哥住宅开发市场，2001又在阿根廷组建合资公司展开业务。这段国际扩张过程最终在2005年结束，Pulte公告将所有的国际业务出售，集中资源开拓本土市场。在十多年国际开发过程中，Pulte投入了近7亿美元，只收获了约1千万美元的税前利润，与其在美国本土的表现大相径庭。

　　 肯定是思路出了问题。有人在规模问题上动脑筋。从一般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成本相对于规模递减的三个基本条件：巨额的固定资产和技术投资、集约化和标准化。

　　 在住宅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和技术投资仅仅占据很小的部分，绝大部分为流动资产，包括土地和现金。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投资下，产量增加能够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将非常有限。

　　 从集约化的程度来看，土地在开发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成份，而这部分成本完全属于分散的不可控成本。就建造成本而言，住宅属于不动产，无法全部集中采购和集中在一地全部生产。即使是在部分工业化的生产技术下，巨额的运输成本也制约了生产地与建造地之间的距离。尤其在缺乏土地期权制度和工业化技术的国际市场，集约化的成本控制几乎无法实现。

　　 而标准化则带来更大的挑战。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居住形式、习惯有着显著的区别。土地性质、建造规范也是各地不同。大规模的跨地域发展需要更多本地专家和供应商，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也许能将标准化的努力耗费殆尽。Pulte曾在其年报中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墨西哥的开发除了修建住宅外，还需要改造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所有的材料都在当地采购，这些工作由当地总包商和分包商完成……我们不能确定能否在合理的价格上获得必需的建筑材料，有时我们会面临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

　　 巧合的是，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商业发展有过论述，其观点先于韦伯，却与韦伯类似。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斯密说，“现在看来，中国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

　　 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学人，余英时与亚当.斯密和韦伯的结论如此不同，让人深思。我们注意到了余英时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识，他曾不只一次的叙述自己的中国特色，也注意到他不只一次的提出，一定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这一方面反映出先生的比较性视野，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的透漏出先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略带偏执的热爱。我斗胆怀疑一下，是不是余英时先生象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文人趣味过多，数目字意识、经济学意识少了一些？显然，如此怀疑，似乎打开的是另一扇门。我相信，发展了钱穆和陈寅恪的余英时，肯定能接受我试图怀疑他的理念。只是我有所焦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谁有能力接过余先生的命题，让先生的“韦伯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呢?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从这里开始，我打算在本土企业中找10家有新教伦理意味的企业，按照韦伯的范式进行一组案例写作，我不打算过早的做结论，只是做一些呈现，在新教伦理和中国企业精神的向度上呈现中国当代企业的另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几千年的发展阴影。

　　 如此，万科理所当然要进入我的视野。我不是说万科已经是这方面的范本，事实上她刚刚起步，她只是偶尔看到了神的光芒，但万科对新教伦理心仪已久，却是客观的事实。看遍中国本土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的简直太少了，所以万科必然要成为我们调查的案例，即使这样的调查是出于怀疑。

　　 上述指标如果加以数据化，模型化，可能成为我日后考察其他企业的重要参考值。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上述所列原则仅仅是一种道德体系，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将会被大打折扣。一方面，万科内部也可能将这些原则道德化，企业文化条款化，至少我们暂时还看到万科在信仰的层面去体验。是的，我说的是体验，而不是执行。真正的的基督徒，都是在一种内在体验的过程中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而绝不是耶和华、耶稣以某种强力意志，某种制度设计甚至是约束性条款来要求人和神同在。这就是新教伦理与一般道德价值体系的不同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不可以阐释的，不可以细分的，只有在旧约之敬畏与新约之爱的基础上，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才能构建一种持续发展的互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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