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为什么批评邓普顿？

　　迈尔斯为什么批评邓普顿？

　　因为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并未通过收费而赚钱，而邓普顿虽然被看做货币大师，但他却“是通过收费而赚钱”。当然他也因为躲避政府税收而将他的基金搬到海外去。邓普顿为了回答迈尔斯关于指数基金的问题时曾告诉他的听众，过多的钱会流入500强的股票中使其股票价值激增，因此创造出不好的市场业绩。因此迈尔斯认为邓普顿的理论“在过去10年里未被证实”，邓普顿的建议值得怀疑，“因为指数基金没有进入或退出费用，只收取1/7的年费，和他的基金比起来也没有税收”。

　　 至于彼得·林奇，他也是通过收取基金管理费用而积累财富。虽然富达基金的年收益率是29%，但是并没有减去3%的购买基金的手续费和每年缴纳3%的税收。1990年彼得·林奇停止货币管理以后，报告中也没有反映出因出售基金而缴纳的资本利得税。彼得·林奇在头5年业绩很好，但是最后几年却低于市场平均；最后一年他实际上损失过金钱，而这在伯克希尔·哈撒韦“从未有过”。迈尔斯相信，如果富达是公开交易的公司，投资者拥有富达的股份要比拥有他们的基金更好。

　　 因此，迈尔斯认为，彼得·林奇，约翰·邓普顿，包括乔治·索罗斯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是真正的的货币大师”，并且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未被证实”，因为“史实记载他们赚取的资本来自其他人金钱的摩擦成本”。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巴菲特，是因为他们都通过收费来赚钱，不是通过投资于他们为其他人推荐的实实在在的投资来赚钱。这样看起来，真正的货币大师只有巴菲特一人莫属，这样的批评确实够“刻薄”的。不过。我想迈尔斯批评的原意或许不是这些大师级的人物，而是整个基金业。

　　 伯格先生指出，基金成本的持续上涨，直接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拖累了基金投资者的回报，这样就形成了基金业的第一个“凶兆”。而商家过分看重眼前利益，投机钻营，并且夸大收益，又形成了基金业的第二个“凶兆”。这两个“凶兆”都“令人不安”。1970年存在的355只基金，在经历了35年之后，仅存活了132只。在最近的一个时期中，自2001年伊始存在的6126只基金到2008年中期，其中的3165只已经被埋入历史的故纸堆了。而伯格先生的先锋指数基金从1974年的1140万美元起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资产规模近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二大基金公司。许多投资者几十年如一日地紧随先锋集团，就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因为先锋集团的“捕鼠器最棒，买家踏破门槛”。

　　 先锋集团试验的成就意义深远，它不单单局限于资产的增长。它为所有基金股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它为股东降低了运作成本，使先锋集团真正成为整个基金业中低成本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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