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经济绩效差距知多少
东西方经济绩效差距知多少 东西方经济绩效差距最终成为了一个政治话题。那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总统就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令西方人如此惊悚的技术成就是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早期苏联在太空的领先地位；增长迅速的东方经济是苏联和它的卫星国。 在50 年代，虽然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成为无数危言耸听的书籍和争论不休的文章的主题，一些经济学家认真地研究了这种增长的根源，描绘出一幅与当时流行的绝大多数看法截然不同的景象。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产出的迅速增长完全可以用投入的迅速增长来解释：就业的膨胀；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最重要的是，在物质资本上的巨大投资。 这个经济分析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有关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多数推测－－包括那些流行的认为西方经济借鉴共产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就可以轻松地加速它们的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没有什么根据。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愿意储蓄，即牺牲眼前的消费来换取未来的生产。共产主义的例子丝毫没有说明有“免费午餐”。 第二，对共产主义国家增长的经济分析暗示了它们未来的工业扩张会受到限制－－换句话说，暗示着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来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苏联经济完全不可能保持前几年那样的劳动用工、平均教育水平，尤其是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会放慢，而且可能是急剧放慢。 50 年代华约国家的增长，与如今倍受政策智囊们注目的亚洲国家令人吃惊的增长相比，究竟有没有什么类似之处呢？当然，从某些层次上讲，它们的差距太大了：20 世纪90 年代的新加坡看起来完全不象50 年代的苏联，而且新加坡的李光耀和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更不用说和约瑟夫·斯大林有什么地方相象了。但是，最近有人对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增长来源进行了经济研究，在那些能回想起关于苏联增长的讨论的人看来，这些研究结果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现在就跟那个时代一样，流行的宣传与真实的前景之间、传统认识与铁的数据之间有天壤之别，以致于合理的经济分析不仅被许多人忽视了，而且有人将研究结果发表出来的时候，也常常被认为是一派胡言而被置之度外。 应该给公众对亚洲繁荣的热情泼点冷水了。亚洲的快速增长远不是如许多作家宣称的那样是西方的一个样板；它未来的增长前景几乎比任何人现在想象的都要有限得多。当然，要驳斥这样一个几乎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必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是对的。本文从30 年前关于苏联增长的讨论中一种错误的说法开始，来说明我们可能又犯了一个老错误。我们以前就已经犯过这种错误。然而，这样说的问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还记得苏联帝国的经济绩效曾经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曾经是多么地令人惊恐。所以，在讨论亚洲的增长之前，先来回顾一个重要却几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的经济历史可能是很有用的。 经济扩张代表了两个增长来源的加总，这是个同义反复。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包括就业的增加，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本存量（机器，厂房，道路，等等）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是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但在长期，最主要的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增长核算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两者的确定数量来具体化上述框架。然后，核算就能告诉我们每种投入－－比如，资本、劳动－－所带来的增长是多少，效率提高又带来了多少增长。 每次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作一个简单的增长核算；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将整个国家的增长区分为由劳动供给增加带来的部分和单位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增加所带来的部分。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是来源于工人效率的提高。劳动只不过是很多投入中的一种而已；如果工人被管理得更好，或者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技术知识，他们会生产得更多，但只要他们有了更好的机器，他们也会生产得更多。一个人用推土机来挖沟会比一个人只用铲子挖得快，但他的效率并不是更高；他只不过有了更多的资本可以用于工作。增长核算的目的就是获得一个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计算投入的指数，计算出国民收入相对于这个指数的增长速度－－即估计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2。 到目前为止，这好象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是，一旦开始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性的看法：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3。仅仅增加投入，而不提高使用这些投入的效率－－即投资于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靠投入驱动的增长注定是有限的。 那么，在过去150 年里，今天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怎样持续增长的呢？答案是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即单位投入的国民收入持续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 当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的经济增长时，他们用的也是增长核算这个工具。当然，苏联的数据有些问题。不但很难收集到可以使用的产出和投入的估计值（雷蒙德·鲍威尔（Raymond Powell）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这个工作“怎么看都象是一次考古发掘”），而且还有哲学方面的困难。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很难用市场报酬来衡量资本投入，所以研究人员被迫用类似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报酬为基础来计算。但是，当开始干这件工作时，研究人员很清楚他们会发现什么。正象资本主义的增长是建立在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的基础之上，其中效率又是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样，他们也希望发现，苏联的快速增长既反映出投入的快速增加，也反映出效率的快速提高。 但是，他们却发现苏联的增长只是建立在投入的快速增加的基础之上的－－传奇到此为止。效率提高的速度非但没有出色之处，而且远远低于西方经济的速度。实际上，某些估算表明，效率根本就没有提高4。 苏联想尽一切办法动员经济资源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斯大林时代的计划者们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场迁移到城市，让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投入劳动大军，强迫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延长劳动时间，实行庞大的教育计划，而且，最重要的是，把国家越来越大比例的工业产出重新用于建设新工厂。另外，令人吃惊的是，只要把这些基本上可以衡量的投入发挥的作用考虑进去，就可以完全解释苏联的经济增长。苏联增长最让人诧异的地方是它的一目了然。 这种一目了然有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所谓“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的论断原来只是一个误会而已。要说苏联经济真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就是它动员资源的能力，而不是有效地使用资源的能力。每个人都清楚， 1960 年时的苏联远不如美国有效率。很奇怪的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第二，因为投入驱动的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有限的过程，苏联的增长终究会减缓。早在苏联增长显示出减缓的迹象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通过增长核算预见到了这个趋势。（经济学家们倒没有预见到苏联会在一代人之后解体，不过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也是个有用的警世寓言，它告诉我们用过去的趋势来天真地预测未来是多么危险。那么，它和当今世界有关系吗？ 一群纸老虎 在亚洲近年来的成功和30 年前的苏联之间，一开始很难看出有什么相同之处。实际上，可以这么说，通常一个商人去新加坡之类的地方旅行，下榻在这个城市最豪华的旅馆，他永远不会想到它们和莫斯科那些蟑螂出没的旅馆有什么相似之处。怎么能将亚洲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和苏联为了实现工业化那种坚忍不拔的干劲相提并论呢？ 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让人吃惊的相似之处。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象50 年代的苏联一样，主要靠令人瞠目地动员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一旦把投入迅速增加对这些国家增长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就没有其他什么需要解释的了。亚洲的增长，就象高速增长时代的苏联一样，看起来也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5。 我们着重来考虑一下新加坡的情况。从1966 年到1990 年间，新加坡经济增长显著，年增长8.5％，三倍于美国；人均收入以6.6％的速度增长，几乎每10 年就翻一番。这个成绩看起来是个经济奇迹。然而，人们发现这个奇迹是靠流汗得来的，而不是靠灵感：新加坡的增长也是靠动员资源，其程度就连斯大林也会自叹不如。工作人口的比例从27％飙升到51％。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也骤然提高：在1966 年，一半以上的工人根本没受过什么正式教育，而到1990 年，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最重要的是，国家大量投资于物质资本：投资在产出中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超过40％。6 就算不进行正式的增长核算，这些数字也能清楚地表明，新加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前的行为转变的基础上的，这种转变是不可重复的。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参加工作的人口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不可能再翻一倍。半文盲的劳动力被大部分拥有高中文凭的劳动力所代替；但是从现在开始一代人之后，大多数新加坡人不可能拥有博士学位。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40％的投资份额都已高得惊人；70％的投资份额会显得很荒唐。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得出结论：新加坡将来不可能再达到能与过去相媲美的增长速度。 不过，只有做过了扎实的计算之后，令人震惊的结果才出现：新加坡所有的增长都可以用可计算投入的增加来解释。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效率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增长是经济“孪生兄弟”－－都是纯粹靠动员资源实现的增长。当然，今天的新加坡比苏联任何时候－－即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巅峰时期－－都要繁荣得多，因为尽管新加坡效率还很低，但是比苏联更接近于西方经济的效率。不管怎么说，关键是新加坡的经济向来是比较有效率的；只是以前缺乏资本和受过教育的工人。 新加坡是公认的最极端的情形。其它增长迅速的亚洲经济没有象新加坡那样大幅提高劳动用工、急剧提高教育水平，或者提高投资比率。但是，基本的结论是一样的：几乎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效率提高了。金（Kim）和刘遵义（Lau）在谈及亚洲“四小龙”时认为，“不能否认亚洲的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战后技术并没有进步的假说”。扬（Young）则更充满诗意地写到，一旦考虑到投入的快速增长，“东亚四小龙”的生产率就“从奥林匹亚的高峰直坠到了泰萨里平原。” 这个结论与传统认识针锋相对，以至于得出这个结论的经济学家很难得到一次发言机会。早在1982 年，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曹源（Yuan Tsao）写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论文，她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新加坡的效率提高了。但是，就象扬所说的那样，她的文章“被认为不可信而被忽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金和刘遵义在1992 年台北的一次会议上演示他们的论文时，虽然有许多人毕恭毕敬地倾听，但没有立刻产生影响。然而，当扬在1993 年欧洲经济协会举行的会议上试图证明亚洲经济增长是由投入驱动时，他碰了壁，没有人相信他。 在扬最近的论文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被这种完全不顾事实、对传统认识深信不疑的态度激怒了。他把文章的题目叫做《残酷的数字》－－他的意思是，你可能不愿意相信这些，朋友，可是你不能对数字视而不见。他以一个嘲讽的引言开始，用弗莱德（Friday）警官那种不带感情色彩、“我只要事实，夫人”式的风格写到：“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冗长的论文，而且我是故意这么写的。本文没有对东亚增长做出任何新的解释，因而不会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没有发现东亚增长进程后面的力量对理论有什么新的寓义，因而不会激起理论家的兴趣，也没有从东亚政府巧妙的干预中发现对政策有什么新的寓义，因而也不会引起主张实行干预政策的人的兴趣。相反，本文只是集中全力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出增长、要素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历史模式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当然，他只是故意这么说而已。他的结论削弱了大多数关于亚洲国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里、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传统认识的基础。不过读者已经注意到，对亚洲增长做出上述不同解释的统计分析集中在“东亚四小龙”，即第一次被冠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那些小国。那么，大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如何呢？ 中国综合症 对于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中国比日本使亚洲的命运更难以捉摸。尽管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但人口众多，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的几成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中国与日本不同，近几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它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由于实际和哲学方面的原因，我们很难对中国的繁荣进行分析。实际中存在的困难是，尽管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增长非常迅速，可是统计数据的质量却极其糟糕。最近发现中国官方对外国投资的统计数据高报了六分之一。因为中国政府在税收和规章制度方面给外国投资者一些优惠，因而促使国内企业家虚报外国合作者或者挂外国企业的名。这个插曲使人们很难对这个生气勃勃却腐败丛生的社会公布的其他任何统计数据抱有信心。 哲学上的问题则是我们还不清楚该用哪个年份来作基年。如果从中国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那时（比如1978 年）开始来计算它的增长的话，毫无疑问，在投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效率也有了巨大的改善。可是，随着这个国家摆脱毛泽东晚年的混乱局面，经济效率迅速恢复就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了。然而，如果从文化大革命之前（比如1964 年）开始来计算增长的话，情况看上去就很像东亚“四小龙”：效率没有提高多少，绝大部分增长是由投入驱动的。不过，这样计算好象也不公平：中国社会主义的迟钝表现会低估中国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表现。也许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来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效率提高可能代表了经济从以前的水平上复苏，其余部分代表了一个可持续的趋势。 即使中国的增长稍微放慢仍会极大地改变地缘政治的轮廓。据世界银行估计，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大约是美国的40％。假设美国经济继续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就会比我国的经济规模大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只有7％－－这个速度更现实，那么到2010 年它的GDP 只有美国的82％。世界经济的重心依然会发生相当大的转变，但是远远没有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剧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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