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演进

　　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演进

　　要厘清产融结合的现状和前景，就需要对其理论演变过程进一步加以梳理。在我国，狭义的产融结合是指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新事物，但在发达国家，产融结合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结发达国家推进产融结合的得与失，对发展中国家的产融结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市场主导型

　　对于二战后发达经济体的产融结合现象，也有部分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分析。从1966年到1968年，美国众议院连续发布了三份调查报告，统称为《帕特曼报告》。该系列报告发现，20世纪以来，美国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这种重要性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银行通过信贷资源的配置对各类企业的经营活动施加影响，决定着企业的命运；第二，银行通过大量股权投资实现对工商企业的强化控制，二战后美国大企业的股票越来越集中于银行手中；第三，金融机构在大企业中派驻代表，甚至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决策。以上三种形式都属于产融结合的范畴。在以上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明兹和米切尔于1985年出版了《美国企业的权利结构》一书，从理论上论证了金融机构实际上支配和控制着工商企业的观点，提出了金融霸权论。不过，根据谢杭生2000年提供的数据资料，美国大企业的股权结构总体仍较为分散，金融机构虽然常常是IBM、AT&T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同时许多工商企业持有银行股权并成为主要股东，但单个机构的表决权比重或股权比重一般都在2%以下，持股法人对公司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能力非常有限。可见，美国的产融结合主要不是通过参与公司治理来实现的，对信贷活动的刚性控制也许同样重要。

　　基于以上事实，现有文献通常认为，美国的市场主导型产融结合风格导致了其公司融资是多元化的，对商业银行信用的依赖性不强。

　　日本：主银行制度

　　与美国相反，日本、德国等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间接金融方式向企业注资。特别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政府对金融与产业部门的投融资决策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产融结合经验也就成为文献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对日本战后的产融结合研究方面，青木昌彦和帕克里特等人的《日本主银行体制》一书有重要影响。该书认为，主银行制度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由于适应了公司行为的内在变化及更多的监管和经济环境的外部变化，因而在特定历史时期有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

　　李扬1996年曾指出，日本主银行制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做出的临时性制度安排，时过境迁，它自然会逐渐淡化乃至消亡，也会有新的产融结合形式取而代之。于是，在中国是否要推行主银行制，仍有待讨论，不宜盲目推进。

　　李扬等作者1997年在《产融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将视野拓展到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历史上的产融结合现象，并将产融结合的演进划分为早期的产融自由融合时期、1933年以后的以金融业分业管理为主的时期和198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还提炼出19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产融结合的几个基本特点：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界限日益模糊、产融结合的最直接形式——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混合增长有了长足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地位日益提高。

　　德国：全能银行制

　　根据金德尔伯格在《西欧金融史》中的考证，西欧国家产融结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并且可以从银行业和商业银行的产生发展中找到产融结合最初的脉络。多数商人银行家是逐渐从一般贸易转向专门贸易，然后又从专门贸易转向金融的。早期商业银行主要是对国内外贸易提供短期资金，很少对工业融资。

　　银行向工业企业贷款形成规模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这一时期，德国的产业金融引起了学术界关注。希法亭曾在1994年指出，德国式的银行与产业间的结合关系才是产融结合的正常发展道路。经济史专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2009年从后发优势概念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德国19世纪经济起飞进程中的产融结合问题。他认为，德国经验表明，在经济相对落后、资本缺乏的情况下，产融结合是后发国家解决早期工业化资本形成问题的有效机制。因此，后发国家政府应鼓励本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加速资本积累与循环，从而为本国工业化发展提供基本动力。事实上，德国的产融结合方式也一直保持稳定，全能银行制模式沿用100多年，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活力。

　　近十余年来产融结合的国际实践又发生了新变化。童威2004年发现，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发展逐渐回归核心业务，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多元化经营却方兴未艾。其中，产业金融混合集团就是多元化经营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与新兴经济体市场发育程度不足、金融结构还不能很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有关，这一体制缺陷使得企业不得不通过纵向一体化的产融结合模式控制金融资源，以保证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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