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缘何改弦易辙

　　GE缘何改弦易辙

　　GE作为曾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产融结合型集团，其发展可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融业务支撑产业资本的市场开拓，也就是在20世纪中后期。

　　第二阶段是金融业务通过价值附加成为利润增长点，形成产业和金融的双向支撑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第三阶段是金融业务的反思和调整阶段。在2008年危机之前，GE Capital已贡献了集团营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是危机对于金融业带来的冲击，也使得GE受到严重影响，集团的管理层逐渐意识到，对金融产业的过度投资可能给集团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因此，GE集团希望GE Capital回归到以产业为中心的战略定位上来，成为其工业业务部门的强大金融后台和全球拓展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利润的创造者。因此，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GE Capital持续收缩资产负债表，2008年至2014年，GE Capital的期末净投资从5380亿美元降至3630亿美元。如今可以说进入了第四阶段，根据计划，2018年GE有90%的盈利将来自高回报的工业业务，2014年这一比例为58%。

　　那么，作为产融结合“领头羊”的GE改弦易辙了，是否意味着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难以走下去了？对此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理性看待。

　　一方面，产融结合是否是一场全普遍化、稳定性的变革？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正如当很多人认为，美国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带来了金融业的大规模混业经营之时，许多实证分析却认为这一趋势并未普遍出现，个性化、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仍然占据主流，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得混业经营的风险遭受疑虑。同样，如果从产融结合的研究者角度来看，可以从国内外找到大量的典型案例和事实；而对于反对者来说，也可以从全球500强企业的经营实践考察中，得出产融结合亦非普遍现象的结论。

　　由此，我们想说的是，在现代产业与金融业的演变过程中，产融结合是一种重要的现象和实践，虽然伴随着金融专业化的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出现产融结合热度的下降，但长远来看并不会消失。同时，也没有必要夸大产融结合的整体状况，因为毕竟对于多数企业来说，专注本业才是根源，进入金融业很可能陷入“迷失”。

　　因此，我们认为GE的变化并不能说明产融结合模式的普遍失败。究其原因，虽然长期以来通用金融庞大的金融业务为GE贡献了大约一半的利润，但其风险也令投资者不安，令其股价承压。GE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些利润而承受监管负担及投资者的不满。但是可以看到，金融业的庞大利润，仍然会吸引新的产融结合典型案例出现，而非是GE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现金流充足”的企业。

　　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挑战，原有的产融结合模式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实际上，应该说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产融结合时代，使得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的边界进一步模糊，创新型合作模式不断出现等。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各方主体的转型与创新，都或多或少具有了产融结合的色彩。例如，对于传统金融企业，需要加快理念变化，运用信息技术，促进业务渠道模式变革，同时可以设置电商平台或互联网企业，以增加客户黏性；对于非金融企业，应该在新技术条件下考虑推动产融结合，有效开展金融业务；对于各类“互联网新兴金融组织”，应跳出短视，不沉溺于用互联网面纱来掩盖线下金融的实质，而应真正引领技术推动的草根金融创新与消费金融服务；对于支付企业、技术后台企业，则应利用比较优势，加快向金融中前台的延伸，并且探索与现有金融机构的合作共赢模式等。对此，我们认为，未来国内的产融结合道路究竟如何，更多应该由市场来主导，在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避免国企的产融结合出现“一哄而上”，同时支持民营资本的产融结合创新。从政府层面看，更多要着眼于法制和监管环境建设，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产融结合探索的效率与安全保障。

　　切忌一哄而上。从宏观层面看，政府的行政力量即已成为推动产融结合的主要力量，也可能成为产融结合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阻力，同时在法律制度、资本市场、银行体制、分业监管等方面还有许多制约。

　　在我国，如何引导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看，现有许多大型企业集团的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金融运作能力较低，仓促开展产融结合也带来许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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