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的现状

　　今年6月，“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标杆》。报告指出“影响力投资”平均可以获得6.9%的回报率，投资领域涉及普惠金融、就业发展、绿色家居等。那些在新兴市场上运作的基金表现最佳，回报率平均可以达到9.1%，而针对非洲的基金甚至可以达到9.7%。

　　在全球股市动荡剧烈，各主要经济体困难重重的大背景下，一个新兴投资领域——“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的市场表现显得格外突出。

　　影响力投资混合了资本的利润诉求和公益的价值诉求，在全球投资市场上方兴未艾，冲击着人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诸多观念和行为。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报告则表明，这种投资甚至不一定会因为其社会效益而牺牲经济利益。

　　影响力投资的兴起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资本的角度，一方面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很多社会问题的确存在可以用市场机制去解决的机会。从公益的角度看，传统的捐赠方式，经常更关注项目而不重视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往往忽视被帮助对象的尊严，助长了他们的依赖性。从政府的角度，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英美等国政府面临严峻的公共开支紧缩问题，于是开始考虑以创新的方式鼓励私人机构参与到公共服务之中。

　　如今，从中南美洲的公平贸易组织到非洲的农业合作社，从美国的太阳能电池工厂到尼泊尔的节能电脑分销体系，都能看见影响力投资的身影。在中国，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起的中国社会投资平台到今年已经连续运作了三年，平台上几乎囊括了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影响力投资机构，投资金额和收到的申请也逐年递增。

　　在欧洲“风险投资之父”Ronald Cohen爵士看来，影响力投资或许是“自税收优惠政策被引入公益慈善事业以来该领域出现的最有力量的创新之一”。

　　一方面，影响力投资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社会上有的人愿意无偿捐赠，有的则希望至少可以回本，有的甚至希望可以多少还能有一些回报，哪怕是比市场水平更低的回报。影响力投资的出现使公益领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从而弥补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所需要的巨大资金缺口。

　　业性的风险投资宁愿投资一款社交软件，而不愿去投资那些更具社会价值的领域，而这正是许多影响力投资关注的重点。笔者曾介绍过世界知名的影响力投资机构Acumen用“耐心资本”的方式去推动印度农村地区的生物质发电厂的普及。再如，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2011年出资1000万美元，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投资了Liquidia Technologies公司，助力其开发并商业化一种用于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根据摩根大通和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最新发布的《2015年度影响力投资报告》，这个领域最迫切的问题(和两年前的同类研究结果一样)是缺少适合的投资对象，以及缺少合适的投资方式，而缺乏专业人才、缺少影响力评估的方法和数据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这个领域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这种资本和公益结合的方式仍心存疑虑，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参与其中。

　　面对这种情况，影响力投资机构开始调整自己的预期和策略。和商业性的风险投资不同，影响力投资可谓是典型的“风险高、收益少、见效慢”。如今，影响力投资人普遍越来越重视经济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同时，一些影响力投资机构正在改变过去只投资成熟机构的“掐尖”模式，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急需支持却难以获得支持的初创期机构身上，为其提供种子资金和能力建设等支持。以中国社会投资平台为例，去年还只有一家投资机构明确表示支持初创期的社会创业机构。到了今年，已经有两家投资机构选择支持初创期机构，还有另外两家投资机构创办了针对社会创业机构的孵化器。

　　由Acumen 开创的“耐心资本”模式则更聚焦于帮助社会创业机构跨越“先锋断层”。这些机构往往有一个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并在技术上已经被证明可行，但因为模式和机构都还处在初期，风险很高，收益很小并且回报期漫长，所以很难获得主流的投资帮助它成长发展。这时，有“耐心”的影响力投资介入可以起到类似风险投资的作用，帮助这些机构跨越从创业初期到高速发展期之间的鸿沟，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背书”吸引和鼓励更多资源方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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