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容忍文化应先行

　2014年开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似乎一夜之间，中国人的个性意识觉醒，除了为“单位”、“公司”奉献青春年华做一颗“螺丝钉”，创业可以让人生更精彩。据统计，2015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到1.16万户，平均每分钟诞生8家公司。然而，数据又告诉我们，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为80%，企业平均寿命不足三年，而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更高达95%，资金不足是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本性：看到盈利机会时蜂拥而至，稍觉风险便踪迹全无，决绝无情，成为压死创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被誉为“硅谷精神之父”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是去培养一种中国社会缺乏的文化基因，即对失败的容忍和包容。这种文化品质的培养，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只有当中国文化补上这一课，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自我创新的阶段。

　　创业创新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滋养。长期以来，创新意识不强，社会上对创新鼓励不足，对创业创新失败缺乏宽容的气氛，是影响创新的文化因素。李克强总理2015年5月6日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提出要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对失败的容忍文化便是良好创新氛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鼓励明智的失败。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创业评论》(MIT Entrepreneurship Review)的共同创办人在访问硅谷之后所发现的，在硅谷存在着“试错法”，或者是“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和更好的创新”这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失败者受到的是“鼓励而很少是惩罚”。

　　风险投资(VC)是创业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为了降低风险和激励创业者努力工作，VC经常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通常创业公司完成契约的阶段目标之后，风险投资才进行下一阶段投资。著名经济学家Holmstrom早在1989年就观察到，大多数创新项目具有风险性、长期性、异质性和不可预测性等特征，业绩度量“噪音”太大，常规的激励合约难以有效实施。心理学的实验和田野(Field Study)研究同样发现，绩效工资鼓励重复工作，而付出减少探索新方法的代价。

　　麻省理工学院学者Manso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最优激励合约应具有容忍早期失败、鼓励创新和奖励长期成功、避免偷懒的特征。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一直未得到数据的证实，原因在于我们很难观察到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或偏好。

　　我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失败容忍度和企业创新》，首次利用风险投资对业绩差公司持续投资的时间跨度来度量VC企业的失败容忍度，得到了明显的数据支持：风险容忍度高的VC所投资公司上市后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显著更高，从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来看，分别增加了40.9%和34.6%。同时发现，VC的风险容忍度对那些更容易失败的公司特别重要，如经济萧条时期成立、处于初创期的制药、计算机、电子或软件、网络设备等创新难度高的创业公司。

　　中国文化并非缺乏对失败的容忍和包容。“失败乃成功之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善败者不亡”，宽容是我们悠久历史形成的美德。但是，我们的经济只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起步，整个社会呈现出对竞争和未来的焦虑，我们需要外部的社会认同来实现自我认同，因此更渴望快速成功。成王败寇，我们对成功者顶礼膜拜，对失败者苛责有加，甚至根本无暇关注失败者或去思考失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合伙人道格·列昂(Doug Leone)所说：“成功和失败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你还没有失败过，那说明你还没有尝试;但如果你只是失败过，那说明你还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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