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创业年龄发生变化

　　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很难有企业家被冠之以学者的名声而不被认为是沽名钓誉或者别有用心者的奉承，梁建章大概是极少数的例外。作为企业家，他是中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的互联网创业者之一，他创办的携程旅行网改变了中国人的旅行习惯，在经过一系列的收购并且投资了自己最大的本土竞争对手去哪儿之后坐拥近200亿美元市值；作为学者，他曾经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并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职教授，中国全面放开二胎，他是最有力的呼吁者之一。

　　这种“有力”，便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的这双重身份。创办携程旅行网，让他对创新与创业问题产生兴趣，让他决意在实践之外去寻求创新与创业的学术建构；对创新创业问题的求解，则引导他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并最终与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作写就《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可以多生》），与其他建言者一起促成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出台。

　　“只有当年轻人口保持在一定的规模时，才能增加出现新一代商界领袖的几率，同时会在整个社会营造出更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氛围，真正形成‘大众’和‘万众’的群体，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竞争力所在。”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时，梁建章在第一时间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道。

　　这番论述的另一层语境，就是目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所大力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将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视为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最大的事件，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创业，创造了就业，创造了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开始表达自己的公共诉求和社会关切。而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与泛政治化的口号倡导相比，创新创业这一思考维度以及学术化的论证，无疑让他的声音显得更为中肯和中听。于他而言，这是其执掌的公司实现更可持续增长的现实诉求，学者的身份则又让他获得了超脱于企业家身份的视角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所需要的思考框架和学术工具。

　　因为对于人口和创新创业问题的关注，他赢得了企业家身份之外的广泛的声誉。但全面放开二胎不是他对人口问题思考的终点，更不是他对创新创业问题思考的终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半年多以来，对于人口问题和创新创业问题，他又陆陆续续通过撰写文章和公开演讲等方式传达自己的一些思考。

　　在中国，除了放开二胎，还有哪些与人口相关的问题等待解决？除了人口问题，还有哪些问题与创新创业密切相关？在中国，创新与创业如何才能成为可能？携程旅行网的经营和管理工作又如何让他获得启示？

　　围绕这些问题，何力和联合创始人张衍阁与梁建章进行了这次[严肃对话]，对话内容经由梁建章先生审阅发布。何力也将陆续与社会各界影响力人士展开[严肃对话]，欢迎持续关注。

　　以下为本次对话实录：

　　放开二胎之后

　　何力：您当时以企业家的身份去关注人口问题挺让人意外的，在您之前学界对这种有针对性的问题的研究好像并不是太多？您的身份会让您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者有什么不同？

　　梁建章：我如果去写旅游，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其实也不可能太公正。如果按行业分，其他人来写旅游，专业度可能又不够。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比较宏观，不会钻研某个行业钻得很深。

　　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比如医疗，放在美国会有一堆学者去研究，形成相对主流的观点，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如果我去研究，想特别了解，可能也需要半年一年时间。当然粗线条看能看出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市场化的措施不到位，但是具体到什么措施，怎么改，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

　　这还是要慢慢养，未来可能会好一点，比如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大部分学者，已经不是像老一辈经济学家那种多去关注特别宏观的经济命题。当然现在他们都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到了一定程度才愿意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他们才三十多岁，估计要过个几年才有可能。

　　当然就人口和宏观经济的关系来讲，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一批人在研究的，但从我这个角度切进去的不多，我是从创新创业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问题。当然从人口问题的其它方面，比如养老，国内之前没有人讲，但国际上是有公认的观点的，学界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有一些初步的判断。

　　何力：现在看起来，您觉得放开二胎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梁建章：现在这一两年肯定在等待数据，到底有多少人生二胎。一开始应该还是会增长比如几百万人，这个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但这个持续不了太久，两三年以后就会看到，每年新出生的人口还会继续往下走，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关键，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起码现在埋下的一些种子是对此很不利的。中国现在年轻人都往一二线城市涌，但这些城市学校难进，房价又这么贵，竞争又这么激烈，生小孩很不容易。比如现在要开发商多造90平方米的房子，这就是不让人生小孩嘛。所以现在有些政策是拧着的。

　　我最近就写文章说，现在要控制大城市规模就有很大的问题。类似的这些政策，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余地。当然最近一两年大家不会太关注这个事情，因为会补偿性地生出很多小孩来。再过两三年应该还是会重新关注这个问题。

　　何力：那么您觉得严控大城市人口存在怎样的认知误区？

　　梁建章：我觉得是政府没有意识到大城市对于创新的重要性。人口聚集的话，就会释放更多的活力和创造力，像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雇到很多大学生，然后他们在这边安家，将来在这边生小孩，这些对整个中国经济都会是非常好的动力。但如果成本非常高，逼着大企业把研发中心分散到很多其他城市，效率就会降低。

　　从投资角度来讲，大城市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是最高的，无论是投基础设施，还是能源效率，还是土地利用率，各方面都是大城市最好。现在大城市还有很多值得投资的空间，比如房地产，这一轮如果不是大城市把房价拉回来，现在不是更惨了么？大城市一拉回来，二线城市也跟着拉回来了。

　　因为大城市的这种潜力，至少在老龄化非常严重之前的十几年，中国经济还会非常看好，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很大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大城市实际上应该是尽快发展，而不是再把钱投到小城市，或者是中西部。

　　何力：除了人口问题，还有哪些公共性的议题与创业和创新密切相关？

　　梁建章：关注创新与创业，人口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当然人口素质也很重要。通过发展教育，人口素质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平，但是，要想通过教育来提高创造力和创业能力，现在看来几乎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创业创新是不确定的，没有办法去教，比如不可能去给大学生上创业课。能做的只能是基础教育。当基础教育大家都能做到的时候，人口的基础规模就变得很重要，同时，年龄等人口的因素也就变成很根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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