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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税减了企业还觉得负担重

2016年12月29日 08:22    110

  这几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以及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教授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

 

  人民日报刊发时评《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认为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但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还应当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

 

  很多人关心: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一问:制造业税负增加了吗?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就是17%,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这些年来,国家出台的减税政策很多,烟酒、燃油等消费税虽然有所上调,但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影响有限。

 

  用曹德旺的话说,他在国内办厂30年,有20多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

 

  也就是说,福耀集团作为“纳税模范”企业,20多年来都是按照17%的增值税税率缴税的,企业不但没有“死亡”,反而一路做大做强,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实际上,不单是福耀集团一家企业,中国很多的优秀制造企业, 20多年来也都是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期间,我国有两项大的税制改革,跟企业税负息息相关。一是2008年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降为25%。二是实施增值税改革: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制造企业购买设备可以抵扣;2012年营改增试点启动,到今年全面推开,制造业购买服务、购置或租赁经营场所,也是可以抵税的。这两项改革,企业税负都是普遍下降的。

 

  “单就制造业税负来说,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要高。”刘尚希分析,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而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对企业征收。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二问:企业负担重不重?

 

  为什么减税力度大,但企业却感到负担更重了?20多年来,企业到底哪些负担增加了?

 

  其实,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买的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我们很多城市的地价,这些年来是打着滚地往上翻,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制造企业投资建厂,成本会增加一大块。

 

  电价为什么比美国贵?“电价高,一个主要原因是电价上附加的‘费’多,能不贵吗?”一位电力业内人士坦言。

 

  电价里附加了多少“费”?记者搜索发现,电价附加的费,全国性的就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5项。此外,还有各种部分地方性基金。

 

  说起对企业的收费,这些年确实不少。有的项目虽然原来就有,但收费总额增加。比如,企业需要缴纳教育附加、“五险一金”、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工会费等等。

 

  以残保金为例,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按照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比例,一般是1.7%左右,专项用于残疾人就业。但一些企业反映,当地残疾人劳动力资源不足,就业保障金变相成了“为了收费而收费”。这项基金政府收上来后,很多地方发现收得太多根本用不完,只能“趴在账上睡大觉”。后来,政府对资金的用途作出改变,规定可以由财政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这样一来,资金虽然盘活了,但企业的负担却没有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张斌认为,残疾人就业本来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再另收一笔保障费,有没有这个必要?类似的还有教育附加,教育也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单收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最难办的是,这些费都是合法收取的,而且从这些费的名称上看,哪一个都很重要。这些“费”就像一根根稻草,都压在企业身上就显得太重了。

 

  三问:企业成本怎么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仍是五大任务之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更是把发展实体经济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介绍,他的团队对企业进行过多次调研,不少企业负责人对财务并不是很懂,容易把税收和其他收费混为一谈。但不管怎样,当前企业负担不轻、综合成本不低是不争的事实。企业要利用好营改增政策,把一些原来在集团内部的研发、设计等产业剥离、分立出来,尽量延长增值税的抵扣链,让减税的红利充分释放。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认为,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

 

  同时,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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