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与市场化改革的关系

　　虽然目前经济运行总体态势符合预期,但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正因如此,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16陆家嘴(24.48 -4.86%,买入)论坛”备受瞩目。由于“陆家嘴论坛”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政府和一行三会,所以这些机构的声音到底隐含了哪些重要的政策走向格外引人注意。笔者注意到,此次论坛讨论比较多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金融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二是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发挥效用?

　　每每论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最普遍的评价是:实体经济若未达到预期增长,就是金融服务没有跟上;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若未得到充分满足,就是金融服务低效。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简单思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不完全取决于金融。实体企业的过高期待和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理念不足,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高。

　　不应强迫

　　金融进入实体经济

　　总体上看,我国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并不少,2015年末M2/GDP已高达2.06,经济货币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有人甚至这样说,在国内经济“脱实就虚”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理应同煤炭行业、钢铁行业、房地产业一样,归属于产能过剩的重点行业,未来应当加大力度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金融去杠杆、去产能,来化解其中的潜在风险。

　　正因如此,有多位专家表示不应用行政手段强迫金融进入实体经济。比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白重恩就表示,不应该给货币政策过大的负担,货币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一部分。白重恩认为,金融的目标一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用市场规则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控制风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表示,应该明确货币政策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它的责任就是保持稳定的货币条件,让经济有一个可信的价值尺度。”她说,解决货币政策支撑性的问题不在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而在于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机制的调整。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总量可控的条件下才能做结构调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体经济缺的不是钱,而是效益。“被服务”不等于“被侍候”,再好的金融市场也救不了不善于经营的实体企业。实体经济面对困境,不能习惯性地从金融领域找原因,不能将金融视为实体经济乏力的“替罪羊”,不能全盘否定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逐利本能,更不能拔苗助长地催生金融迅速出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体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同时,也需更加注重内源性融资,即企业自身积累。换个角度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也最为紧迫的是债务问题。多年来,忽视内源性融资的严重后果是实体企业杠杆率过高,2015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08万亿,杠杆率高达160%,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如何才能更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呢?监管层已经开始整顿金融系统杠杆。当然,不再是2013年那样专业银行从流动性的正面市场进行压迫性的挤压,挤出钱荒、资产负债表破损等,而是一个迂回方式,通过金融监管的加强升级把一些金融监管盲点和空白全面覆盖,把这些隐患统统掐死。我们看到对非银资本的约束越来越强;对银行系统的同业、理财两个领域的治理整顿已经逐步升级。某种程度讲这实际上是一个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是一个金融重新回归到简单、朴素,甚至向原始回归的一个过程。某种程度应该代表着目前整个的宏观金融的管理层、监管者的一个集体共识。中国的逆金融自由化、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它对应的是金融杠杆的压缩,金融资产负债表的重新调整、重新配置、重新安排,以及对应的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这个金融压杠杆的过程,实际上4月份就已经发生了。资产的重估虽然从价格的调整上表现迟缓,但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即流动性显著变差,让时间价值去消耗虚高的价格。

　　要靠市场化改革

　　来去掉无效供给

　　当然,正如专家所言,防范金融风险关键要靠市场化改革来去掉无效供给,按市场方式来有效配置资源。如果不能除去多余且无效的产能,市场的新生长点就无法得以成长,这既是资源配置问题,也是社会运行机制问题。推动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化”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优胜劣汰,企业能够自主决定生或死的制度环境。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府敢于打破刚性兑付,通过市场自然出清的方式,引导企业(包括国企)有序破产,通过企业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来消除过剩的债务,进而消除无效的货币,为高效的金融供给提供条件,借此来避免金融资源出现结构性不匹配,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达到减少无效债务的目的,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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