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经济内外交困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是上一层中国经济。上一层的中国经济大家印象深刻的肯定是一个字：快。在上一层发展中，中国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几个关键的数据： 第一是经济增长。应当说在过去三十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我们就以这个快节奏去追赶世界前进的步伐。世界经济平均每年3%—4%的增长，而中国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因此，我们快速地由一个不显眼的经济体，先后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到2010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10万亿美元的台阶”。 每年平均10%左右的增长，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快节奏的变化。对世界来说，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要用几代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创造了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今天，大家还在探寻这个奇迹的奥秘在哪里。 第二个数据，中国的贸易。1978年中国的出口只有206亿美元，在全球是不显眼的，但是现在进出口超越了4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以每年平均16%的速度增长，这个也是很快的。所以世界人民都能够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因为我们的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 第三个数据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上一层的经济中间，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在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领域，中国的产品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的前列，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虽然还不是最高端的制造，但是从整个制造业的产出水平来衡量，中国已经是最大的。 第四个数据是老百姓的财富。上一层贫困人口从2亿多迅速减到6千万人，减贫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快的。老百姓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每10年增长1倍，这三十多年，我们是增长了3倍以上。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在1978年只有210亿人民币，现在已经是40万亿人民币。所以纵向比较，老百姓的财富也是增长得很快。这就是上一层中国经济几个主要的快节奏的变化。 大家会问，什么促成了这种快节奏？归结起来，是内外两个因素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大趋势，产业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兴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形成了难得的和平红利释放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这样好的发展外部环境的机遇，但是中国都没有把握住，而这一次中国抓住了机会，因为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的动乱结束，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把长期压抑着的国内的、企业的、民众的、地方的，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的魔咒给打破了，潜力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因此，人口、资源等等各种要素的红利、人们被压抑的创造性，都在这个时期快速地释放出来，全党、全国都聚焦在“发展”上，“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国内出现了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内外环境剧变，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而今天，中国经济突然之间由快到慢，大家就问，为什么一下子中国经济出现了少有的困境？经济始终面临下行的压力，企业深感各种困扰。一定意义上说，眼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很艰巨的阶段。艰巨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经济不再那么景气，微观层面的困难急剧增多。大家问“为什么？”我想，是因为内外两个环境经历了上一层快速发展之后，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人经历了快速的前进之后，他内在的肌体上的一些问题开始有所反映了，形象地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身体的症状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不至于立刻影响人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些问题已经使这个肌体开始感觉到乏力和难受。 其实，就是因为内部的环境已经开始改变。 第一，市场变了。中国已经从短缺的市场走上了相对过剩的市场。因此，东西卖不出去，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困扰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如何开拓市场，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的东西卖不出去，我想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这个问题： 从供给面来看，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但是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低端，无法满足发展阶段改变之后的市场需求，所以才出现了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到欧美去抢购各种高端的东西的现象。 这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是供给层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变得这么热，就是生产体系出现了问题。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只有满足消费者新需求的东西才能卖出去，而在这一块我国的供给能力是严重不足的、是过剩的、是落后的。 这是供给面的问题，也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障碍。如果生产不能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经济就可能失速，掉入这个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不断地提升生产体系。 从需求面来探讨中国经济的市场问题当然有诸多的原因：第一是体制，首先是中国城乡的体制很不合理，表面上是工业化快速发展，但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明显，出现了两个体制性的问题——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农民跟不上现代市民。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完了2/3的路程，而城市化才刚刚走过一半的路程，到去年是55%的城市化水平。而55%是要打折扣的，因为还有数亿人不能在城里平等地享有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社保。这就是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的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城乡差距特别明显的国家，表面上看城乡差距1：3，即农民的收入、消费只相当于城市人口的1/3。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城里人可以享受更多的隐性福利，如从政府、从单位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等，如果把这一块加进去，中国的城乡差距是1：5。这么一个悬殊的差距，就进一步地放大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农民的收入没有与工业化相适应。 政策因素的改变也影响了市场的销售，政策的因素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近些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城市人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要用于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面，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一部分城市人的收入给吸走了，造成了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增加。本来我们从低收入迈入到中等收入，应该有一个消费质量提升、消费水平提升的“消费井喷”的时期，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地出现。 第二，反腐败、八项规定等政策性的调整，虽然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是一定会对当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款消费占有相当比重的国家，高档香烟、高档酒、高档的奢侈品，真正消费的主体不都是公款吗？大多数都是公款。反腐政策将这条路堵上了，因此高档商品、高档餐饮、高档服务业的市场迅速降温，这些消费没有了。 内部环境变化的第二点是成本。中国过去是低成本条件下的快发展，劳动成本在相当时间里是不变的。过去在深圳打工一个月是800—1000块，十几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这些年劳动成本、企业财务成本、环境治理的成本都大幅度上升，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的发展阶段。成本的上升大幅度地挤压了企业的利润，利润的水平明显下降。 第三是环境变了，空气、水、土壤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不能再走过去快节奏下的“带血的GDP”的老路，高污染的产业得调整。 第四是资源变了，土地、水、油气、矿产这些资源，已经大量消耗，我们不能再采用粗放的模式，不能随便占用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土地。资源的约束，也开始出现了。 第五，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能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20多万亿的债务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扩张的能力；银行经历了第一轮的债转股之后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企业负债率超过100%，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 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的改变，中国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上一层经济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快节奏地发展，而今天人口的红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执行全面二胎政策，力图改善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国际环境：从相对有利、友好到相对不利、不友好 从国际上看是一样的，近些年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改变，对中国相对有利的环境变得相对不利。 第一，世界经济不景气，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中国与世界是不可脱钩的，过去我们可以独善其身，现在不可以，前面我讲过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已经跟世界进入了同轨同步运行的阶段。 第二，世界的秩序乱了。过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组织再加七大工业国，来主导世界的投资、贸易、货币等政策，而08年之后，危机首先爆发在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从G7到了G20。但是在G20里面至少有明显两个缺陷：第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在G20的体系里面，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的，讨论这些政策的分歧很大。第二价值观差异很大，G20里面有伊斯兰的，有基督教的，有东方的，各种价值观在里面。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就造成了整个国际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的混乱，对中国也不利。 第三，全球化趋势在放缓，区域化趋势在增强。上一层我们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眼下这个红利正在弱化。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新的趋势在抬头。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要建立两个区域性的自贸区的体系——跨太平洋(6.52 -1.81%,买入)的伙伴关系和环大西洋(6.90 +1.02%,买入)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这两个区域性自贸区的建设，排除中国在外。因此，形成了一个短期内可能对我们投资贸易不利的外部环境。 此外，你也不能不看到，像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构成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他们也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国学习，无形中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在资源、在市场、在人才、在技术等诸多方面也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的压力。 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变化，一句话：从过去相对友好、相对有利，到相对的不友好，到相对的不利。可以说，今日的外部世界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中国的一些改变，尽管我们可能还在说“朋友遍天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朋友除了利益之外没有真正的朋友。 总结起来就是，内外环境过去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好环境，今天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新环境，这些环境的改变一天、两天不是能够马上实现的，因此由此推断，中国经济的困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困难期还没有结束。 我把眼光回到今天，来看一看今年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方面的变化。 中国经济呈现“L形发展，经济增速守住6.5%的底 中国经济从增长的角度，从今年看未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有底，但是没有高度”。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很可能就像人们说的，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由底要往上走，在未来若干年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底”在哪里？这个底就是“十三五”提出来的6.5%。，这是我们党提出来第一个要实现的最基本的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都将在6.5%这个底线上面来增长。换句话说，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一种庄严的承诺，因此，他想方设法都要让这个“底”守住。 从基本面上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城市化，第三是信息化，第四是农业现代化。它能够创造出很多的需求，能够创造出很大的供给，这几个领域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完结，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还有一个增长的惯性，守住底部应当说是有能力、有条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确实没有高度，或者很难达到昨日的高度。 制约中国经济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高度。过去可以容忍的“带血的GDP”、“黑色的GDP”、"低效的GDP”，今后都不可能再实现，或者不可能再追求。过去10%左右的增长，简单估算一下，至少有2—3%可能是跟这三类是有关系的。“带血的GDP”就是不顾生命安全的，大量靠死亡或者伤亡去追求GDP的。“黑色的GDP”就是污染环境的GDP，“低效的GDP”就是生产出来堆在仓库里面，无效的GDP。未来我们要把这些抛弃，所以至少这2~3%是永远回不来了。 我们希望2%~3%去掉以后，有“创新”的因素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7%以上的增速。 GDP今年一季度6.7%，这是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投资增长了10.7%，零售增长了10.3%，外贸还是下降的，是靠信贷的大力度地扩张。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都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换句话说是靠钱堆出来的。但是这个钱也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走在路上，还没有完全地成为现实的推动力，但是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 二季度会怎么样，我想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几个因素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他很难扭转下行。 第一是投资，投资如果不能稳定增长，经济也很难稳下来。眼下看投资是10.7%已经处于稳定了，比去年同期还略高了一点。 第二是工业，工业从3月份的角度来看已经比1、2月份要回升了，但是从1—3月份来看这个5.8%应该说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去年同期相比还略有回落。 第三是出口，一季度下降4.2%，3月份似乎有一点季节性和技术性两个因素影响回升，全年能不能扭转下降的局面也关乎到今年的增长。 按目前的趋势推断，二季度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稳，可能经济不再下行，在6.8%左右的区间，至少不会低于一季度6.7%。下半年，如果目前的稳增长的政策效应能够进一步放大，那么下半年有可能在二季度的基础上面还会略有回升。 有一个因素需要特别指出，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可能在今年开始会变得更有利一些。非经济因素一方面是指反腐败，未来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治理不作为。另一方面，今年是换届开始的一年，地方政府开始换届，新的一轮政治周期开启了。政治周期的开启一定意味着在一线干的同志，肯定要以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成绩单去迎来政府上的一定的保障度，这是一个政治周期所带来的效应。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三五”开好局又是大家一个普遍的心态，这也会转化为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所以我们看中国经济的2016，不能仅从经济面上去讨论问题，可能还要从非经济面上进一步地来分析问题，这样我们能够看到2016年的中国经济虽然是困难的一年，但是在困难中还是能够实现不跌破底部的发展。所以6.5~7%作为今年的目标守住，估计概率是比较大的。 对通货膨胀不能掉以轻心 从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的环境来看，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大量的钞票肯定会转换为通胀的压力。这些年的广义货币数量确实是明显增加，2008年之前可能就是40、50万亿，现在已经超过100万亿。这会对物价形成一定的压力，最终一定会通过通胀来消化掉这些超发的货币，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的。超发的货币最终就是钱不值钱，不值钱不就是通货膨胀吗？ 第二，这些年各种各样的坏账、各种各样的债务，最终的解决也要在议程上通过通胀来冲销，这是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三，我们很多价格不合理，肯定也还要调整一些价格，涨价的一些因素也还存在。 第四，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气候问题、外部世界的问题等等，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通胀问题。 所以对“通胀不掉以轻心”这句话我认为时刻还是要记在心理，我们始终面临着钱可能贬的风险。 对于眼下中国来说： 第一，通胀压力更多的还是由于气候的问题和某些商品的问题造成的，猪肉价格、蔬菜价格大幅度地上涨，造成了短期通胀由1%到2%的变化。应当说，短期是由于这些因素都会释放出来。长期的一些因素并没有释放出来，但是始终还是有压力，但是从未来几年来看，中国更大的问题还不是通货膨胀。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在供给大于需求，不大容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中国目前从总体上看，上游产品还没有改变下降的局面，未来要由降转为增还要一定的时间，来自上游涨价的压力眼下也还不大。 第三，外部世界虽然变化了，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有些波动，但总体上看，相对于过去来自国际的涨价压力，应当说还不是很大，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受到强势美元的压制。 第四，中国目前的通胀从性质上看属于成本推进型，而不是需求拉动型，两者对通胀释放的肌理不一样的，成本推进型是渐进释放，需求拉动型是积极释放，性质上看他也不会短期快速地释放出来。 结论就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中国依然还处于温和通胀型，也就是2—3%之间变化的概率相对大一些。对于通胀问题，短期内还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作为长期来看，还是要防范，要逐步地解决这些超发的货币、债务，去产能，去掉一些问题所带来的通胀因素。 5到10年后房地产市场将发生根本性逆转 房地产的问题大家很关心，从总体上看两句话：第一，房地产增长时期还没有结束，但是黄金期可能已经结束了。第二，房价上涨趋势也还没有结束，但是大幅度上涨的这种暴涨的趋势，或者是暴利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基本的理由是，从房地产的形势来看，只要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这三个趋势没有结束，中国的房地产就依然还处于一个增长时期，只是增长率在回落，而不是进入到一个增长率由正转为负的长期趋势。从房价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基本的消费需求依然还比较强烈，改善性的消费需求还更强烈，投资投机性的需求受到了抑制，因此，它会推动房价的上涨。但是暴涨暴利的时期确实已经结束了，一方面房地产的成本已经大幅度上升，利润空间也被成本挤掉了一块，另外一方面各项政策的完善也相应地压制了价格的上涨和利润的暴利获得，特别是未来随着房产税的出台，一定会极大地抑制投资、投机型的住房需求。 房地产什么时候会结束增长，房价什么时候会真正转入下降，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这三个趋势结束之后他就会发生变化，我估计是5—10年之后就会发生改变。此时中国的工业化大致完成，中国的城市化也接近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中国人口也由增长转为下降，那个时候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所以中国人口的总量可能到14.5亿或者是14.7亿的时候，开始转为逐步的下降了。 到那个阶段，那就意味着卖房的人大于买房的人，市场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而眼下这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城里人来说，未来的家庭住房会由目前的一套变为两套、三套，因为一个年轻的家庭将来会接收自己父母的两套住房，这是未来房地产会多出来的发展趋势。 所以对于买房的人来说，对于想投资房的人来说，都要自己作一个总体的判断，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15年前我在统计局当发言人的时候，当时有人问我“你觉得买房好还是买车好？”那时候我说“买房要早，买车要迟”。后来果然被我言中了。基本的逻辑是，买房是中国供给世界需求，买车是世界供给中国需求。这样一个逻辑决定将来车是越来越便宜，房子是越来越贵，果然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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