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是什么

债转股又一次成为财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这是在10多年之后。可以确定的是，有关政策正在讨论中，但尚未定案。然而各方面的争议却在升温。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债转股有利于企业和银行，有助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持审慎或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少，极端者甚至指其为副作用过大的一剂“毒药”。

　　支持者举上世纪90年代债转股的经验，认为债转股减轻了企业债务负担，一些企业经营因之好转，这也成为三年国企脱困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有关机构所做的追踪研究表明，当时580家国企签约债转股，涉及债务规模4000多亿元，债转股一年后仅利息负担减少近200亿元，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降幅在20%以上。

　　就降成本而言，债转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过根据当时国家经贸委的设想，除了盘活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快转股企业扭亏为盈，债转股还应当促进国企机制转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回头看去，我们从当时各地方和企业“跑部进京”的劲头可以猜想，那些趋之若鹜的企业有多少把自身的变革摆在了议事日程上。当我们试图指出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更贵的时候，很有可能被耻笑为“书呆子”的冥顽不化——它们也并不打算在乎股权持有者的权益。

　　所以当我们拉长视线，从更长的时间距离去观察上一轮的债转股时，也许会发现，即使降低了财务成本，它们中间的一些企业依然背负巨大的制度成本。它们没办法真正从企业办社会中走出来，这不仅让它们此后继续面对沉重的负担，现在更要开始新一轮去社会化的改革，将水、电、物业等资产剥离出来。它们同样也没有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即使有看似完备的董事会、监事会。更何况，当时对所有制问题比较敏感，尤其在涉及股权转让或上市时。

　　这些看不见的成本蕴含的风险，比财务成本更高，一旦爆发更难诊治。这些成本降起来更难但无疑更有必要。企业减轻了债务负担，却没有把制度成本降下来，不可能成为“企业的企业”。打个比方，债转股好比一剂强心针，给病人争取了更多的救治时间，但是如果不能争分夺秒完成复杂的心脏搭桥手术，病人随时可能面对新的风险。所以真正脱胎换骨的企业，能够实现凤凰涅 式的转身。这也决定了转换成股权的债权最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要向这些企业致敬。然而，这是一台很多企业宁愿回避拖延也不肯下决心的大手术。

　　债转股不能是“唐僧肉”，也不会是“百消丹”。我们注意到，一些上一轮实行了债转股的国有企业，如今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债转股的主角，一些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企业正在游说新的政策红利。要问的是债转股曾经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的又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有什么理由再来债转股？市场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却从来不会缺席。退潮时我们总会知道谁在裸泳。历史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前工商银行（4.260， 0.00， 0.00%）行长杨凯生最近写文章说，债转股对于债权人、债务人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位曾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首任总裁的金融家，也是上一轮债转股的主要操盘者之一。“痛苦”两个字，背后多少故事恐怕无法言说。说到底，债转股只是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利弊权衡之下，有关利益各方可以谈判，但是该让市场断生死的却一定要交还给市场。债转股并不具备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一个原本垂垂老矣的企业脱胎换骨。当我们试图赋予它太多，说不定就会失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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