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改革促进转入增长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把《决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为了顺利推动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提出和实施正确的改革策略，安排好改革的重点和优先次序。首先，注重改革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关联性，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同时注重关联配套和协调推进。其次，坚持底线思维，把改革进程置于风险总体可控的基础之上。第三，重视改革的增长效应，把那些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

从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所面临的挑战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试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当务之急是确立有关当事者切实承担风险和责任、推动改革和重组，又有利于防控全局性风险的违约处理机制。加快全国不动产信息系统建设和联网，明确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时间表，推动征地制度改革和集体土地入市交易，从而增加住房有效供给，稳定房价预期，

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按照节能、环保、安全等标准，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重组。哪些企业胜出、哪些企业出局，要由市场做出选择。在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等问题上，要坚持企业自主原则，防止政府搞“拉郎配”；要鼓励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防止地方保护。政府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为企业退出和重整创造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上，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开辟再就业门路、组织职业培训、为兼并重组提供必要金融支持等。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非贸易部门的低效率，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从广东、浙江等地的情况看，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是六项成本，即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用地结构，促进土地的集约高效使用。加快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扭曲，着力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快流通领域的开放和改革，打破垄断、鼓励创新，把过高的物流成本降下来；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知识产权市场交易发展，改善企业的创新环境；以落实负面清单模式为重点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焕发活力提供更大空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地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继续推动“营改增”扩展到铁路运输业等领域。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必须汲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关键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城市或区域。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特点，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配置政府研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地在创新发展中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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