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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入川：乡镇抓壮丁称名额有限-5

2012年08月14日 09:26 来源：腾讯网王晋添

在工厂打工，何涛一个月到手的钱大概是2200元。他抱怨这一点钱还不够吃饭，成都的物价比苏州高：苏州一碗红烧肉8元，这里要12元；苏州一份炒饭4元，这里要6元。“贵得要命。”他说，“但成都比苏州好的地方就是离家近，只要放3天以上的假，大家都可以回家玩。”

何涛有外快，宿舍里的服务器是他自己买的，花了7000元。他在宿舍里架设了一个小型局域网，速度很快。何涛也经常帮助工人们解决电脑、网络问题，多数时候，他通过QQ远程提供服务，收取一定费用。他还与一位电脑经销商签了合同，以低于市场价卖电脑给工人以及附近的公司。每台电脑他可以赚200元。

封闭的工作环境、枯燥机械的工作，加上赚钱、成家这样的现实问题，很多工人都有负面情绪，一时又无法排解。不光是90后，性格稍微内向的工人，放松方式基本也是打游戏—因此公寓方面对何涛的生意也比较支持。

半年时间，何涛已经卖出100多台电脑，其中40多台卖给了工人。最近有家酒店找上门来，要200台电脑，这笔生意可以让他赚上好几万元。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成了他的社交平台。何涛掩不住兴奋地说：如果他有10万元，就到德源镇搞网络去，那里工人多，需求大，一下子能挣几十万元呢。

我和何涛分手时，他说：“和你聊聊天，我的心情痛快多了。”我问他，工人们的上级是否比他们轻松？何涛摇摇头，他说管理层的压力更大。

何涛提到了线长钟大伟。钟大伟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四川广安人，长得特别精神，腰杆挺拔。他辗转中国四处打工，游历了云南曲靖、广东佛山、福建南平、江苏徐州等地，最后落脚在成都。

钟大伟2012年初在富士康做过2个月工人，觉得钱少，又在成都一家酒店做过领班，包吃包住，一个月2400元。现在，他又回到富士康，因为有过管理经验做线长。何涛说钟大伟的压力更大，线长是夹心饼干，上面的人压任务下来，下面的人又冲着他发牢骚。工人短缺，还得哄着工人工作，两头受气。

可是，钟大伟想得很清楚：做了线长就好好干，争取更上一层楼。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相比之下成都的诱惑力大多了。

我和何涛聊完天之后，他还打了一个电话：“唐老板，过来吃个午饭吧。”他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唐老板大名叫唐军华，1976年出生，比何涛、钟大伟大了一轮还多。他是四川简阳人，1991年就在深圳宝安打工，先当保安，一个月赚400元；后去东莞长安镇做裁剪，一个月赚八九百元；又去大朗镇毛织厂做烫衣工，这份工作做了15年，活计多的时候一个月赚5000元。2010年，他揣着20万元的存折，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回到了四川。

“孩子大了，还是要回家的。”唐老板说。

回到四川之后，唐老板在成都龙泉做过水果蔬菜批发生意，赚了十几万元，但打牌输掉了。他的妻子忍无可忍，跟他离了婚。女儿归唐老板，儿子归妈。在做了一阵子杀猪卖肉的生意之后，唐老板又买了一辆三轮车，从老家简阳拉农副产品到龙泉卖，简阳离龙泉50公里。

唐军华在富士康短暂地做过几个月的工人，他说刚进车间就觉得眩晕，四周窗户密闭，令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

“富士康收入太低，我这种成年人没法养家糊口。”唐老板现在买了一辆摩的，就在西南公寓门口载以前的同事，月收入3000至5000元—如果他打牌上瘾忘记出车的话，就挣得少一点。唐说，上半月生意好一点，一天能赚两三百元，因为工人刚发工资，但下半月生意不太好，工人的工资花完了，一天只能赚百把元—富士康的工人很多是月光族。

开摩的不是长久之计。这位精瘦黝黑的汉子一直在留意附近有没有生意可做。他望着旁边仍然在施工的富士康西南公寓三期，说：“等这里建完了，估计会有一些铺面出来，到时我再琢磨做一点什么生意。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2010年，随着沿海的一些企业西迁，工人也出现回流的现象。很多像唐老板和前面提到的王强这样的人，都回到了内陆的家乡。产业转移之后，他们的工资即便和在沿海时仍有几百元的差距，但刨除在外省工作产生的额外生活费—例如回家的路费，其实收入相差无几。并且，在家乡工作，这些工人能够就近照顾家庭。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造成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妇女—劳动力的回流对于调节社会结构大有裨益。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