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商人鼎晖投资王功权：感性公民的养成史

　　在商则言商，在公民则主张权利。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将两种身份分得很清，又和谐并存于一身

　　在利益诉求至上的商圈，王功权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

　　2011年1月1日晚上10时多，北京市丰台区某偏僻角落的一幢三层小楼门口，王功权混迹于一群素不相识的访民中间。这里是关押了几十名上访民众的“黑监狱”。

　　没有人辨识出这位50岁的成功商人。他和戴着风雪帽、抱着上访材料的访民一起，敲击“黑监狱”的大铁门，高喊：“开门，快放人！”小楼的一层没有窗户，三层的窗口则全部蒙上了坚硬的铁丝网。楼里，隐约传出几声妇女的尖叫声和保安的训斥声。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随着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参与截访的黑幕被揭开，越来越多的上访民众选择主动维权，来对抗像“黑监狱”这样的“维稳”机器。

　　不过，以王功权之身份，夜探“黑监狱”，依然成为令人惊叹的商界奇闻。多年来，人们在提起他时，仍旧习惯于将他同冯仑、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等人并称为“万通六君子”。他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天使投资人。2005年，王功权创办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参与投资的一连串企业后来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业绩亮丽。

　　外界似乎只知道王功权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本人则更看重“公民”的身份。他在个人网站上标示的座右铭是：“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做一个公民”

　　王功权将自己的种种行为，比喻成一块小石子，试图在杂乱的声音里，掷出一个清澈的响声。在博客或者微博上，他这样介绍自己：“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但很多人注意到，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上，王功权最常提到的，不是投资基金，也不是诗词歌赋，而是“公民社会”。

　　2011年1月2日，在一场名为“公民行动与社会进步”的民间组织2010年会上，王功权将“公民责任奖”颁给参加“上海花祭”行动的全体上海公民。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教师公寓发生火灾，58人遇难。事故发生后的数十天里，上海市民手执鲜花，自发前往大楼残骸旁拜祭。

　　王功权在名为“我们不能放弃”的演讲中说：“上海花祭”是一场公民社会典型的公民行动，这场行动是和平的，“没有领袖，没有英雄人物，是自发的，由有担当的普通公民组成的”。他几欲落泪，讲话数次被掌声打断。

　　这样的行动，契合王功权所看重的公民精神。在2005年之前，除了自己的商务活动和诗词创作，王功权只是习惯性地关注时事热点，偶尔发表评论。

　　2005年，王功权成为“公盟”法律咨询中心研究员。每周日下午，他都会赶往北京市西直门附近参加“公盟”的例会；双休日的另外一些时间，他去参加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我们不是动物，我们除了活着，还要生活，我们需要一些尊严和社会参与的权利。”　王功权说。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圻镇寨桥村前村委会主任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继而发酵成为一桩重大公共事件。第二天，王功权在微博上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他建议一批具有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观察调查事件、处理真相，监督和推动政府解决寨桥村相关问题”。

　　网友回复很快达到140多条。有网友称，在政府公信力低下的时候，“公民围观”有助于“恢复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之后，数个公民观察团介入，在钱云会事件中发挥重大影响。

　　在此之前，针对拆迁过程中屡发恶性事件，王功权曾与一些人组织“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通过非暴力“围观”行为，用照相机、摄像机记录拆迁过程。“公民围观团”成员里，有打工人员、教师、律师、记者、学者等。“外力的介入，可以避免现场冲突，减缓事态的恶化。”王功权说。

　　王功权明白，宣传公民意识仅做到“提议、建议、呼吁”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有胆量影响他人。有网友评价，在这个争夺物质利益趋近白热化的国度里，王功权依然坚持“做一个公民”。

　　从2008年底开始，王功权在各个场合提出，解决在京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长年来，大量在京外地籍学生不仅遭遇借读费、奖学金等不公待遇，在高考前往往还要回到原籍参加考试。他抨击这项不合理的制度，是户籍制度在就业、医疗保障之外带来的严重问题之一。

　　这样一些小故事触动了他。一名外地籍女生十分优秀，但因为是外地人，从未当过“三好学生”。班主任每次都拉着流泪的女孩做思想工作：“你把三好生让给别人，北京籍的孩子得了三好生，还可以在中考里加分。”

　　从2009年底开始，他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与来自全北京各个学校的外地籍学生、家长和专家举行座谈会。一份最新出台的调查报告里，王功权和他的朋友对外地籍学生的教育状况、现状描述和存在问题进行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这或许是王功权近年来参与的最为重大的一个“项目”。2010年3月，5000多名外地籍家长签署《联合呼吁书》，提呈北京市市政府，要求解决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2010年底，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颁布取消北京市小升初考试外地籍学生的电脑排位相关规定。“这意味着我们的公民行动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王功权说。

　　人们常常看到王功权单薄而匆忙的身影。作为一个商人，他有时甚至荒废本业，参加公民行动。在很多人看来，王功权“什么都不缺”，“为别人争权益，自己捞不着什么”。很多时候，甚至会遭遇一些麻烦。

　　2009年，王功权曾资助出版《公民社会评论》，其第一辑的主题是“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相关部门找到王功权，要求“立刻回收出版物”。“你们不能查我的书，这是我的出版自由！”一向温和的王功权拍了桌子。

　　但是，刚出版的书籍最后还是被“强行买回”。有人通过朋友劝告王功权：“你不要命了吗？做这些事情！”还有税务部门隔三差五跑到王功权公司，查询账目和税务记录。

　　有感于“举步维艰”，王功权宣称，“说”本身就是一个“存在”。2011年1月15日，他在新浪微博里写道：“在当今中国，使民众形成敢说真话敢说心里话习惯，是很重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多数人都活在恐惧里。实际上，中国在进步，政府的包容度也在增加。去恐惧化，便成了必行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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