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穷人经济学

是以自由的视角还是以福利的视角看待“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化”，却会导向完全不同的政策及结果。作者童大焕认为，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回到守夜人而不是投资人的角色，加强政府在公共安全、公共医疗与卫生、教育、社保等方面的职责回归，当然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把发展的自由和权利还给老百姓，而不是过度强调政府的福利保障。

　　如果以个人自由的视角看待人的城市化，就会把人当成城市化的财富；如果以社会和国家福利的视角看待人的城市化，就会把人当成城市化的负担。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取向是，如果以个人自由的视角看待人的城市化，政策取向将偏重于保障个人自由，为个体和家庭进入城市扫清一切制度和权利、自由保障等方面的障碍，促进个体和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自由成长和上升；如果以国家福利的视角看待人的城市化，政策取向将偏向于思考如何才能保障个体和家庭进城后的福利，偏向于根据财政能力和所谓的“城市承载力”计划、“有序”地控制进城人口数量，尽管这种控制在中外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成功，只会适得其反地导致更多不应有的恶果。

　　相当主流的“城镇化成本”的视角，基本上就是一种福利视角。2013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再次谈及“中国城镇化成本”时指出，在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10.6万元。预计2030年前我国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

　　蓝皮书在谈及“市民化成本”时，将之界定为公共成本，意即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投入。这种算法偷换和混淆了概念，将“市民化成本”等同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成本”，从而人为夸大了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投入，会对未来的城镇化政策起误导作用，为城市控制人口“有序流动”提供“理论依据”。

　　即使算“市民化成本”，按什么标准算也是个问题。如果按照人均30平米城市理想的住宅标准算，也许13万还不够；但进城农民和刚毕业大学生，一开始的进入门槛也许不过是一间几平米的破旧小屋、一张多人合租的公寓甚至地下室中的小床！

　　另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的研究，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未来5年消费需求，将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左右；同时，城镇化本身也将拉动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近4亿城镇化人口，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所以，如果政策得当，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宏观效应”，这是一笔“收入”的大账，而不是政府保障的“支出”大账。

　　提起城市化，一种观点首先想到的是农民进城“平等享受”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仿佛天上掉陷饼。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吃得太猛容易噎着，跑得太快易摔跟头。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成为全球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靠政府投资拉动，容易导致投资过度和价格虚高（甚至是几倍的虚高，虚高部分流入权贵腰包）；而在政府支出（包括负债）结构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贫困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过少。与民生无关或关联度不高的投资活动往往超前，而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支出却往往滞后，这其实是现有的行政体制所决定的。而且它的边际效用越来越低，现在我们每年货币增发约在15%左右，GDP增长却只有7.5%不到，1元投资只有0.5元产出，说明投资的边际效应已经为负。而美国1美元投资对应的是1.5美元GDP。

　　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回到守夜人而不是投资人的角色，加强政府在公共安全、公共医疗与卫生、教育、社保等方面的职责回归，当然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把发展的自由和权利还给老百姓，而不是过度强调政府的福利保障。比如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高房价背景下过度强调政府对住房的保障功能，不仅政府未必有这个能力，农民工等外来人口也未必买你这个账，因为他们更需要的并不是有房住，而是要攒钱、要有财产（哪怕这个财产是进城打工、创业然后寄回乡下盖的房），才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后代搭建向中产阶层进步的阶梯！

　　我们一直说房价高是城市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廉租房公租房建得不够多，但中外城市化的历史证明，农民要想获得向上进步的台阶，而不是一辈子停留在社会底层，独立产权的土地与房产往往是他们最坚实的阶梯，哪怕这个土地和房屋面积极其小！公共住宅一般只对社会的激进情绪起到心灵按摩的作用，对底层需求和地位提升基本上毫无帮助甚至适得其反。

　　我把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一书中写到的城市新移民和他们落脚的城市相关的土地与财产有关的文字拎出来，集中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

　　“伦敦在19世纪下半叶因为慈善团体与政府机构大量兴建公共住宅而著名。这些住宅计划通常带有令人景仰的崇高理念，却没有顾虑到涌入伦敦的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以致经常造成反效果。首先，这样的住宅一直不够多。到了1905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兴建，伦敦的九家公共住宅公司与集团所兴建的房屋只足以容纳十二万三千人，相当于大伦敦地区一年半的人口增加数。此外，慈善住宅的所在地通常不在落脚城市里：西敏区的居民有百分之八以上住在公共住宅区，伦敦东区却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地理学家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Dennis）指出，公共住宅反倒强化了伦敦对各阶级人口的空间区隔，而且这种模式似乎在欧洲各地一再出现。不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城市规划都对落脚城市的成功发展毫无帮助。”（P148-149）

　　也就是说，公共住宅强化了城市中的阶层隔离与贫富隔离，反而无助于底层上升。同时，公共住宅不是免费午餐，漫长的等待也有可能反过来无形中阻碍底层上升。我个人曾成功地劝说一个在北京等待经适房的人于2010年初买了商品房，抄了个底。两年多时间商品房价和保障房价格都涨了快一倍，但当初许诺的保障房，却从2008年摇过两次号之后，五年再也没有等来新摇号！当时那个小伙子信誓旦旦地说：“我明年拿到保障房的概率是80%以上，因为这拨抽签过后，我的排名就很靠前了。”北京几十万户被搁浅在了“保障房幻想”的沙滩上！北京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备案情况：截至2013年8月7日，经济适用住房备案通过94279户，限价商品住房备案通过190414户，廉租住房备案通过27760户，公共租赁住房备案通过35744户。根据本人观察，至少前面有十几万户本是可以通过自身力量游回市场大海的。

　　“在19世纪初期，（欧洲）每三个人（进城农民）当中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时的收入阶级；到了19世纪末，已是每两个人有一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在那个时候，英国已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以及八分之一的上层专业及管理阶级人口，都是原本出身于下层阶级的人士，而且绝大多数都利用伦敦与曼彻斯特的落脚城市作为在社会中力争上游的管道。

　　“不过，这样的社会流动仍然有其限制。涌入都市的穷人虽然大多数都能够在一个世代内从缺乏技术的贫穷工人提升到生活较为舒适稳定的技术性工人或商人，却只有百分之五的劳动阶级男性在20世纪初能够晋升为中产阶级。这点主要与房地产所有权有关。在19世纪的欧洲，劳动阶级要买下自己脚下的土地几乎是无可想像的事情，即便是其中地位最高的成员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乡下移民而言，舒适的工匠阶级生活通常就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

　　“促成这种社会流动发生的是混乱而重视商业的落脚城市，不是秩序井然的乡村或地方市镇。在19世纪中叶，落脚城市从陷阱变成了逃生门。经济史学家隆恩（Jason Long）发现，在1851年至1901年间的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中半数的儿子所在的阶级都与父亲不同，而且向上流动的比率较向下流动高出百分之四十。”（P150-151）

　　北美洲城市化初期，农民可以自由“圈了政府的地”，进而带来向上流动的比率极高的效果：

　　“提到北美的落脚城市，我们通常会想到纽约下东区的廉租住宅区，但实际上，欧洲的乡村居民也一样会在都市外围的郊区自行打造不受政府管制的区域，并以此作为进入都市的跳板。……其他许多北美都市也同样都出现了这种孟买式的聚落，居民不经许可即自行建屋聚居。

　　“加拿大地理学家哈里斯（Richard Harris）《没有规划的市郊》当中，他翻阅了房地产记录，结果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居民自建的市郊住宅占了多伦多所有住宅的三分之一以上？？后来的学者更估计这类住宅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占了多伦多所有住宅的半数。

　　“这些区域最突出的特征，除了自发性的形式与杂乱无章的样貌之外，即是几乎所有居民对自己住处的土地都拥有所有权。当初投机商人以每块地两百美元左右的代价买下这些农地与林地之后，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把这些土地分割出售，但政府与银行通常都承认居民手中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所见到的，只要政府愿意提供协助，土地所有权即可带来社会稳定，通常也可激发中产阶级的活力。

　　“北美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期间之所以和欧洲不同？？也和当今的北美洲极为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许多新进的贫穷移民都对自己的住宅拥有所有权。在加拿大与美国（澳洲很可能也包括在内），蓝领工人取得住宅所有权的比率远高于其他社会阶级。史学家莱温妮克（Elaine Lewinnek）指出，在1870至1902年间，芝加哥居民有四分之一都拥有住宅的所有权，而这项比例在该市比较贫穷的社区更达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努力攒钱储蓄以便买下一块地或者支付一间小屋子的首付款，对于当时来自乡下的劳动阶级移民而言几乎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在波士顿、底特律、纽黑文与多伦多等地，低收入人口拥有住宅所有权的比例也和芝加哥差不多。此外，黑人与妇女拥有房产的人数也多得惊人。

　　“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比率极高。这项趋势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告结束。当时城市都已明确划分区域，也受到了比较严格的管制，导致取得住宅所有权与房贷的难度变高，于是从下层阶级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也就转变成较为困难的高等教育和借贷成本。”（P154-157）

　　也就是说，独立产权房是穷人晋升中产阶层的最重要管道之一。在高等教育业已大众化的今天，它甚至比穷二代接受高等教育对晋升中产阶层的作用和意义还要大。而从他们自身的愿望来看，拥有哪怕是一间很小、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独立产权房，也比居住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免费套房愿望更强烈，因为他们有强烈摆脱贫穷阶层的愿望，而独立产权房可以带给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晋升的坚实阶梯？？政府和社会免费提供的廉租房却不能！正如社会学调查所证明的，不分国籍和人种，穷人都往往比富人有更高的志向，来自乡村的移民通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有更高的志向。是改变命运的梦想给了他们这种志向。

　　今天，随着土地、房屋等物有其主的产权确认，城市化早期“农民圈了政府的地”的历史一页总体上是永远地翻过去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房地产创新为进城农民提供小而安全的、可以抵押可以按揭可以自由买卖的独立产权房，为穷人的晋升扎扎实实地添砖加瓦。

　　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穷人应有的权利而不是福利，应该给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的阶梯，而不是这边搬掉他们向上的台阶，那边却在妄想不会到来的美好生活！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