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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焱:他投资风格中的冷酷与决断从何而来? -1

2012年08月14日 01:35    来源:虎嗅网    王晋添

阎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围绕其人格和专业能力的评价褒贬不一,贪婪,强势,冷酷,傲慢吗?还是虚怀若谷,谦逊为人,技高一筹......《东方企业家》采访了阎焱,回顾了其职业生涯和成长经历,虎嗅摘编成长经历部分。


青春  
阎焱的父亲祖籍河北石家庄,母亲祖籍安徽池州,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而母亲是1947年当的兵,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安庆,而阎焱就出生在安庆。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阎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候的他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因为没钱买墨汁,就用黄泥巴代替,字写的也像拖把拖出来似的。这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阎焱觉得自己特别的懂事。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之中,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亲的工作没了,在家歇着,但依然会被红小兵拉出去批斗。那个阶段,阎焱的父亲又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的身体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于是,他逃了。
阎焱父亲躲在一个农庄里,而这个农庄的厂长是他当年南下时的部下。阎焱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头用报纸垒起来,像一堵墙,而他和爸爸就住在报纸垒的墙后面。有一天夜里,阎焱被父亲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到,父亲在吐血,一脸盆的血。于是,就连夜找人,但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那时也没有什么医生,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生,诊断出来父亲是肺部血管爆裂。
安庆是个老城,有一个民革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但那时,门都被封起来了。阎焱撬开了其中一个窗户,顺着窗户爬了进去,在里面,他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禁书,《牛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封神榜》和《红楼梦》等。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从窗户里爬出来,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日子,阎焱过了两个多月。


插队
16岁时,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阎焱被市体工大队看中选进了排球队,成了一名专业排球运动员。那时候,阎焱经常为了自己的队友同别人打架。两年后,阎焱离开了排球队,他跟随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阎焱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潜山县,他是1975年的2月插队的,1978年的2月份离开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穷,非常的艰苦,跟常常讲到的美好理想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过去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开始重新思考。“那个公社书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的私利,知青们会去买表贿赂他。”
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阎焱就跟随妈妈来到当时的潜山县县长董怀昌的家里,董曾经跟阎焱的父亲一起南下,是他父亲的手下。但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了儿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队三年,父亲也从未去过潜山县一次。
董县长是北方人,媳妇是潜山人,在家里对这个曾经上级的儿子,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阎焱掉头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过那个县长家里。
1977年,阎焱考上了南航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并顺利毕业。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工程师,但是工厂里的生活很快让他觉得厌倦,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想改造社会,因为我插过队,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能改变这社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转机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
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6年,阎焱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过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阎焱说。
初到美国,阎焱的英文不过关,他就搬到了美国的一个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一段时间,他不和任何的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的中国文字。一年将近的时候,他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他做梦都能说出来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过关了。普林斯顿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此期间,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两年后,阎焱跳槽到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这个社会最顶端的东西,因此你将来要干什么别的事,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说。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潜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阎焱,他的新书出版了,书名叫《胜利后的尝试》,写的是冷战之后的东亚战略军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而且不是花小钱,而是花大钱,最好花别人的钱,因为花自己的钱会心疼。”从那时起,基金经理这个职业在阎焱心目中扎下了根,因为“当基金经理第一是花钱,第二是花大钱,第三是花别人的钱。”阎焱大笑道。
1994年,阎焱加入AIG旗下的AIF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公司,担任该基金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阎焱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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