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九位大佬的首份工

       曹德旺、宗庆后、李书福等这些在各个行业执牛耳的大佬，回首当年第一份工作，却远非想象的轻松，放牛、挖盐、街头照相等，大佬当年的艰辛应该对时下的创业者颇多激励。

　　曹德旺14岁退学开始放牛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5月，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钱，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9岁才上学，14岁就辍学了，老师和同学也常欺负他。

　　在他的记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两餐，两餐里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那时他们就常常觉得饿，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但却总是柔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动荡的时代与艰辛的家庭生活，让曹德旺的成人礼来得太早。14岁退学后，母亲向生产队申请领养了一头牛——他们都不会种田。曹德旺每天早出晚归，挣两个工分，但村里人总是说牛没吃饱，老告状。过了一年，父亲对他说：“我们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

　　就这样，9岁上学、14岁就被迫辍学的曹德旺，如饥似渴尽可能自读了古今中外名著，然后，专注、用心、自尊地走上了自我创业之路。

　　宗庆后第一份工作是农场挖盐工

　　宗庆后的家族曾显赫一时，祖父曾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父亲则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员。待到解放之后，家庭变得异常贫困，父亲没有工作，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宗庆后去了舟山一个农场。

　　在海滩上挖盐，晒盐，挑盐，后来又到绍兴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那时的宗庆后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落少年。在被命运之神遗忘的农村，宗庆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逃避灰色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四处找些书来看。

　　陈天桥第一份工作是幻灯放映员

　　陈天桥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少年时代家教很严，而陈天桥也是个不需要大人操心的孩子，不但成绩优异，而且一直是学生干部。他18岁就入了党，在复旦大学读经济学的时候，获上海市学生干部标兵称号，并提前修完学分，成为1993年复旦18名提前毕业的学生之一。

　　1993年的盛夏，陈天桥以优异的成绩与另外17名优秀学生获得提前一年毕业的机会。毕业时的喧闹还犹在眼前，他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长达10个月被“雪藏”的寂寞——满怀抱负的陈天桥被分配到陆家嘴集团公司，他的工作是每天在一个小房间里放映有关集团情况介绍的录像片，一放居然就放了10个月。

　　10个月里，陈天桥根本无法去跟别人谈论自己的远大理想，也没办法在简单的放映工作中施展他的才智和抱负……他第一次体验了人生巨大的落差。年仅20岁的陈天桥品尝到寂寞的滋味，并将寂寞化成了日后享用不尽的财富。

　　10个月之后，正好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有个干部挂职锻炼的机会，集团选定陈天桥担任那家有着200多人企业的副总经理。后来陈天桥回忆说，如果那样的日子再延长10个月，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而今天的人生道路可能也就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了。

　　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第一份工是照相

　　1963年，李书福出生在一个台州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1963年到1976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或者说是革命，年幼的李书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出身农民，能吃苦，很懂事儿，从小不怕苦、不怕穷的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致富。

　　高中毕业后的李书福，拿着父亲给的120元钱做起了照相生意。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会讲故事的台州人，把这段创业故事中的李书福，说成是背着相机在公园里瞎转悠的“野照相”—“来，来，同志过来照张相。”见了逛公园的拉着照相，直到现在，一些二级城市的公园里还有这样的生意人。

　　李书福的照相馆生意做得不错，半年后就赚到了1000元，用这笔钱，他正式开起了照相馆。而一年以后，李书福迈出了办企业的第一步。

　　志高董事会主席李兴浩第一份工作是菜农

　　李兴浩是不折不扣农民出身、白手起家创办志高空调。

　　20世纪80年代那些年，每天后半夜李兴浩就起床，在菜地忙活好一阵子，采摘百十多斤新鲜蔬菜往自行车上一捆，风尘仆仆赶往广州城。

　　那年头，李兴浩最大、最美好的愿望就是，今天广州城鲜菜奇缺，他这一车菜一下子就多挣个三五元的……但，哪有可能啊!正因为没可能，正因为种菜、卖菜的生意毕竟太小了，李兴浩千方百计琢磨发财的机会。这才慢慢有了“志高”。

　　中路集团董事长陈荣第一份工作机修工

　　如果不是因为上海永久成为第一个含B股的股改公司，低调的陈荣也许很难走进全国公众的视野，尽管在上海滩上，他可算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今年46岁的陈荣出生于上海南汇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乡镇企业做机修工，1984年，他用10年辛勤积蓄的2000元开始了自己创业，从制衣车间慢慢转型至如今国内最低调，也是最务实的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人之一。

　　国内第一个拥有法拉利的人第一份工是开拖拉机

　　李晓华1951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由于家境清贫，全家六口人挤住在一座没有窗户、只有一道门的七平方米小平房里。从哈尔滨辗转迁移到北京的父母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厂做工来养活四个儿子。父亲正直严厉，母亲敦厚仁爱。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李晓华童年时就体验了饥饿的含义，养成了性格中最深沉最质朴的东西。受父母的影响，少年时期他就懂得了“只有努力才能获取”的人生道理。

　　1969年，16岁的李晓华被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道去了北大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干就是八年。李晓华就被调到了机务排，先开拖拉机后开康拜因(收割机)。那时条件可艰苦了，30多人住在沼泽地上一个透风的大帐篷里，睡的是小树根搭的床，盖的是透亮的薄被，每天天不亮就得去一人多高的荒草甸子上劳动，一年四季都那样。草丛里密密麻麻的蚊子常叮得你满身都是大血包，战友要相互在对方后背上拍一下才能缓解点儿疼痛，而李晓华开拖拉机就得挺着挨咬，但他能吃得那份苦，一收工回来，洗漱完毕，他还很有精神地倚着行李卷看书。

　　艰苦的生活，使他过早地饱尝了爱与恨、生与死、痛苦与无奈，但是，当他看到自己亲手播撒的种子变成了累累果实时，他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收获的喜悦，豁然领悟到人应当如何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懂得了如何用自己的努力赢得收获。

　　海底捞的“暴君”第一份工是电焊

　　1994年在四川简阳起步的海底捞火锅不过是只有4张餐桌的小店。15年后，它已经在北京、上海、西安、郑州等地拥有36家分店，成为全国知名火锅品牌之一。

　　而他的掌门人，就是号称“暴君”的张勇，多年前的他还是一个电焊工，而如今，今非昔比，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餐饮带头人。

　　1971年，张勇出生在距离成都80公里的四川简阳。他在五家人共住的大杂院里长大。父亲是农机厂的厨师，母亲是小学教员，张勇下面有两个弟弟，家里还有一个奶奶。

　　当时邻居中生活最好的一家，男人是县城一家国营旅店的经理。这位经理喝酒的下酒菜经常是几粒花生米;每一粒还要掰成四瓣吃。贫穷成了张勇与生俱来的敌人，物质贫乏几乎构成张勇儿时记忆的主体。正因为如此，“双手改变命运”才变成张勇的人生目标。

　　爱读书看报的张勇并不是个好学生。初中毕业后，父母没让他继续读高中，而是进了简阳一所保证分配工作的技工学校学电焊。这件事让张勇感到很不舒服。

　　他把学校发的电焊材料都给了同学，上学期间除了看杂书就是玩。好在周围总有一帮人，所有考试都是几个同学帮他应付的，最后，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是别人帮他拿回来的。

　　1988年，18岁的张勇技校毕业，分配到他爸爸当厨师的国营四川拖拉机厂。他连最基本的电焊工作都不会干，成了车间游手好闲的“刺儿头”。好在他并不惹是生非，只不过晚来早走和经常旷工罢了。

　　谁又能想到，当年的刺儿头会发展成今天的“暴君”。

　　电缆大王蒋锡培第一份工修表

　　1963年4月，蒋锡培出生在江苏宜兴市范道乡洋埝村，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第五，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母勤劳善良，在村里算得上中农。父母经常以微薄之力帮助家里的亲戚和村里的贫困人家。

　　母亲是典型的慈母，父亲却显得格外严厉。他在地里劳作了半生，但却非常有远见，他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读书上进，至少要有一门手艺，因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同时他也教育子女要志在四方，要有自己的方向和追求。

　　1980年夏天，对于17岁的蒋锡培来说格外漫长，就在这一年，他高考落榜了。他是家里的小儿子，当时哥哥们都已经工作，家里也并不是特别困难，因此，父母决定让蒋锡培回学校复读。

　　在杭州修钟表的二哥回家了，经常说些做生意的事情，以及自己每天能赚100块钱的故事。听到哥哥描绘的情景，蒋锡培慢慢有些心动了。虽然父母都坚决反对，他还是决定跟哥哥去修钟表，学一门手艺做生意。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找一个好老婆，挣够5万块钱。

　　因为师傅就是自己的二哥，他手艺好，对弟弟倾囊相授，再加上蒋锡培天资聪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修理的技术。56天之后，在哥哥的鼓励下，蒋锡培摆起了自己的钟表修理摊。

梦想实现得太快，蒋锡培反而震惊了，但他的自信和创业的激情也由此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那时候，杭州城里已经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了，时髦的人总是要弄一块手表戴在腕上。戴表的人多了，来修表的人就多，蒋锡培几乎每天都忙不过来。他年纪轻，一脸忠厚，为人热情，手艺好，收费也公道，找他修表的人越来越多。别人一天能赚100块钱，而他至少要挣近200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赚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5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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