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软到华登,高群耀打破沉默表心路历程

    感觉不出高群耀与以前有任何的不同，作为职业经理人，在“记者设计”面前，他成功地守住了底线--滴水不露；在敏感问题面前，他选择了紧急刹车或曲里拐弯，让人理解也值得尊敬。 
　　是非曲直的辨认向来很难，高群耀的“微软传说”曾经一再被提起，在微软和国家计委62亿合作的背景下，一次发生在周六早上8点、深圳机场的“追堵”采访更有了几分新闻意义。 
　　高群耀为什么选择风险投资业？他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而在“华登”初上时节，高群耀说他目前的最大工作是学习。 
　　事实是--一切都已结束，一切又才刚刚开始。 
　　关于微软 
　　记者(以下简称“记”)：关于您离开微软有很多的说法，有说业绩不好，有说早就被架空，您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吗？ 
　　高群耀(以下简称“高”)：(沉凝不语)…… 
　　你在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培养今天的利润，有时候是在培养明天、后天的利润。只看到今天，明天怎么办？而只看到后天，今天就会饿死。 
　　记：我们一直在关注微软的中国进程，比如微软十年来在中国的布局、发展策略以及由此牵涉到的一些对于微软文化的争论，有些实质问题我们可能并没有弄清楚，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听听您的意见。 
　　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一天一夜，总的来说，我认为微软是个非常好的公司，他今天在业界如此的成功，在美国股市有如此非凡的表现，这绝不是偶然。 
　　在中国，微软有许多工作还要继续去完成，还有非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是微软特有的，有些是大家都有的，微软本身已经做到了非常有规模，这种规模会给微软带来一些别人不具备的挑战性。比如新闻界对微软的关注，使微软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放大镜”下。有时候，差错的地方也会被放大，当然这对微软也有好处，社会对它的期望值更高，要求更高，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 
　　微软今后在中国的发展，关键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的核心，就是业界、国家和微软共同盈利。找到这样一个定位还需要很多的努力。 
　　记：还是有人评价微软在中国是奇怪的布局，奇怪的文化，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些市面上的说法？ 
　　高：我倒不觉得微软的布局与组织机制是微软在中国发展的障碍。我觉得是外界一些比较关注微软的人刻意地扩大了这一点。问题不在布局上，而在于怎样在中国走出一条更切合实际的路。 
　　在我经历的过去2年半当中，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诚心诚意地找到大家的共同点。对软件产业，我曾提出过一个培养2000名工程软件结构设计师的项目，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微软的竞争者参加。我们希望把软件产业做大，在这个饼没做大之前，说谁占有多大一份是笑话，把饼做大的过程就是合作的过程。 
　　基于这一点，我曾提出过软件产业这一概念，它和中国的发展其实是相对应的。我们在北京、上海实施的一些比较大的举措也得到了认可，反过来，微软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微软在中国发展是如此之快，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记：实际上，唐骏就任中国区总裁，上海微创的成立，以及这次与国家计委的合同，反映了您刚才所说的观点--微软中国似乎已经开始尝试--切着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脉搏发展自己。 
　　高：对，这本身就是个实例。 
　　记：微软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和政府搞好关系，但政府对微软似乎还是会有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对于微软中国，政府关系到底有多重要？昨天微软和国家计委的62亿美元的新合同能够说明什么？ 
　　高：企业对于中国政策的理解(这里面还包括对文化的理解)常常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极其乐观、盲目的乐观。一种是极其悲观，对中国不了解。 
　　实际的情况是：它既有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地方，也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当我们蹲下来真正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机会。我过去和现在感觉都一样，这个机会一定是对个人有利，对中国这个国家有利，对所服务的公司有利。没有这种共赢的状态，是不可能长久的，不能把你的利益建立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之上，不管你的公司有多大，有多了不起，这都是不可能的。 
　　要诚心诚意地在中国建立这种信赖，才可能将公司做得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国有相应的了解。 
　　关于华登 
　　记：您去华登是在什么时候做出决定的？是离开微软前还是离开后？ 
　　高：离开微软之后。 
　　每个人做事可能都会有一个阶段性，我自己认为职业生涯做到一定程度时，要根据自己最大价值发挥的需要而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选择华登是在离开微软之后。我比较喜欢将每一个段落都弄清楚。我不会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又去做另一件事，这对大家来说，也不太公平。 
　　离开微软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想追求新的职业生涯，我做这一行已经做了十四年，对于我来说是再做十四年呢，还是做一些新的尝试？我选择了后者，这是主要的，另一个是要看一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记：您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 
　　高：主要还是在it行业，有国内，有亚洲，也有美国等等。 
　　记：为什么是华登？ 
　　高：华登本身在整个风险投资领域是蛮被认可的。它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有相当完整的全球价值网络，这对这个行业非常重要。其次，在亚洲做风险投资，华登是先行者。第三，它直接参与和扶持所投公司的运作。 
　　我认为风险投资的成功有三部曲：一是要选很好的项目，这就要对整个市场、整个产业有一定的了解。其二是要把一个主意变成一个产品，把一个概念变成一个企业。其三，被投资企业获得成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登会直接参与，和企业家一起把企业做成功，这是风险投资企业价值增值的一个过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中国的风险投资不会有前途。 
　　记：当时恰好华登来找您？ 
　　高：……有时候是有一些机会，这个机会是通过猎头公司获得。 
　　记：做华登与做微软有什么同与不同？ 
　　高：共同的地方有三点：一是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两者都是以知识为背景的，只有内在的驱动力才能使人不断地进步。其二是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当你把它写到黑板上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永远做不完这些事。你要学会的是判断不做哪些事情。作出一个不做一件事的决定比作出一个做一件事的决定要难得多。其三，两者在一些管理与经营的理念、方法上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两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从企业方面来讲，企业的竞争目标、规模、资金的方针方法决定了你来做哪些事情。而风险投资本身是个公关、评估的过程，你对一个公司投入之后，不是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你坐在后面，你建议他做什么，不是你亲自在做。 
　　关于职业经理人 
　　记：您目前主要的工作安排是怎样的？ 
　　高：目前最大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学习。学习行业知识；学习产业政策；学习地域环境。 
　　其次是价值网的建设。了解业界的发展趋势，了解业界最优秀的人员以及当地政府的发展规划，为企业建立健康的人脉。 
　　最核心的工作是找好案子。风险投资的管理核心是要让最有潜能的案子来找你，要将最有效的时间花在最优秀的案子上。要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一定要有一整套的方法，不能靠运气。 
　　而其中最关键的工作是对已投资公司业绩的关注，管理方面的评估和参与。 
　　记：外界很多人评价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富于激情，您其实是怎样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高：我觉得职业生涯的策划应该有一个方向，不会是随机的。记得1995年当大家都在出国时，我最早回来，当时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我们这一代人是比较幸运的，正好赶上了中国的发展潮流，当时如果留在美国，不论是工作还是读书，我觉得都是一个浪费。在美国我负责经营与管理，有一定的经验，把它和中国的发展潮流相结合，才可能会实现价值的最大化。1999年我被送到伯克利大学读emba时，当时面临选择，那时我是看好中国的。从autodesk到微软，我的目标仍是在中国。我递交辞职函，离开微软追求我的新的职业生涯时，当时选择还是很多的，但是我看好风险投资的发展前景。 
　　记：一个职业经理人凭什么认为自己已足够准备好了管理更加复杂的事业？您当年接受微软的决定与早前决定走出微软，是因为您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有了新的判断吗？ 
　　高：……为一个企业作决策时，你要知道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不然、企业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很难确定。人也是一样，你要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我在中国，对软件业、外企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这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记：您在生活中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人来交往、做朋友？ 
　　高：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人情的人，随便找一个微软的员工，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在中国，对于一个人来说，“人情”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个人的人际交往中包括家庭部分：比如我的女儿，她有很多小朋友，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周末我们一起去爬山，一起去运动。另外在圈子里有很多朋友，比如杨元庆、田溯宁，我们每个周末都会一起打打球，比如明天下午我和杨元庆就约着一起打网球，同时也聊聊事情。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已经很难分开，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它们融在一起，工作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高群耀的“新欢”———华登国际 
　　华登国际投资集团(简称华登集团)为一家国际性风险投资集团，目前负责管理基金逾6·５亿美元。华登集团的总部设于美国旧金山，业务遍布亚太地区多个主要国家及城市。该集团的投资对象皆为发展迅速、回报率高的行业。 
　　华登中国基金于1994年创立，投资对象包括中国企业及在国内拥有庞大业务的公司。华登中国基金注册于开曼群岛，资本总额逾1·０4亿美元，基金股东包括来自美国及东南亚的国际知名银行及金融机构。 
　　主角 
　　高群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及哈尔滨工业大学(hit)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