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营改增”的效果与空间-2

　　对于改革的实际成效，很多人反映减税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了增税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财政政策是有时滞性的，今天的减税政策可能在两年或者是三年以后才会凸显出来。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实行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但政府时期经济并未得到较大改善，而此后的克林顿政府经济保持了近10年的增长。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有时滞性，今年的税收政策，它的效果可能明年、后年才会逐渐显现。

　　为什么大家觉得结构性减税的步骤较慢、力度也不足？这得从两个方面看待，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鉴于国内国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各级政府都承担着较为庞杂的职责，这就决定了目前政府不具备大规模减税的空间，比较可行的是通过优化税收结构，适当降低税负来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进而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另一方面，营改增不仅涉及到中央、地方财力分配的深层次问题，也涉及到政策设计及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但并不能照搬。比如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比较复杂，上海改革方案维持财力分配不变，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此后还要通过各个地方的试点情况，做进一步的探索。还有就是营改增以后，税收征管的难度相应是要提高的，国际的经验都是这样，任何税种都有管理成本，但是增值税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增值税存在抵扣及退税机制，这给治理税收流失增加了难度。

　　试点扩大的影响及减税效果

　　《21世纪》：营改增这一政策被认为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请您分析一下，此次营改增扩大试点有何影响？对小微企业有多大作用？

　　樊勇：我个人认为，营改增不仅是今年财政政策的亮点，而且可以说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增值税是中央第一大税收，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收，这项改革无疑是 “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相比而言，社会议论热烈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改革，其实际影响要小得多。

　　营改增能够优化产业结构，这不仅仅是对第三产业而言，它对第二产业也是一个利好，能促进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生产程度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

　　此外，营改增整体是一项减税政策，但是具体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减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实行增值税，有一个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企业（因为人工成本较高，而外购的设备及材料较小）税负会较高。从增值税的角度讲，如果外购的设备、材料或者劳务当中能够抵扣增值税的越多，税负会较低，反之，如果全靠自己封闭式进行生产的话，没有任何的抵扣，那么税负就会偏高一些。

　　贾康：小微企业方面可能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去年年底前简易征收办法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由原来的最高5000元/月调到了最高20000元/月。上海的小微企业应是照简便不做抵扣的方法，只对流转额做一个匡算，营业额在20000元/月以内的企业没有税负，20000元/月以上的企业才进行具体的完税。上海20000元/月以上的企业覆盖面是多少，税务如何处理，需要调研之后才能具体分析。我个人推测，上海对营业额在20000元/月以上的小微企业的处理办法无非也是纳入现在营改增的实际管理过程，超出20000的营业额部分与其他企业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如果在起征点之下，对它来说没有直接影响；如果在起征点之上，就可以纳入整体改革方案。

　　改进空间与国际经验

　　《21世纪》：在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您认为营改增或者其他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贾康：我认为大方向确定之后，改进空间主要还是技术性的，不是根本性的。新增的试点不一定完全拘泥于上海的方案设计，可能会允许各个地方有一点自己的特色，最后把共性的经验稳定下来，形成一套规范的覆盖整个市场的办法。这需要磨合操作方案，通过不断地试错、调整，最后使整个统一市场上全覆盖的抵扣链条按照一套办法、一套规则运行。

　　从企业层面来看，我认为很多中小微企业反映的负担过重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其实目前负担重的因素主要来自税外而非税内，所以结构性减税一定要结合非税收入的清理整顿，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作纠正，特别是对一些权力环节的变相索贿行为进行惩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良好的效果，否则征税方面有所减少，但企业仍然感觉负担沉重，仍然对政府怨气冲天，而且往往在权力环节面前“有苦说不出”，背后诉苦时，又税与非税不分地一古脑说成了“税负过重，使我们活不下去”。

　　樊勇：第一，如果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营改增的试点地区、试点行业，能够增加其政策效应。第二，在增值税扩大征收范围改革完成后，可以考虑进一步优化税率结构，并适当下调名义税率。当然，这是一个前瞻性的问题，需要通盘考虑我们的财政支出。如果把营业税都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将占到我们国家税收的接近60%。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税种，能不能减少一些，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目前的减税是间接性的，这样风险比较小，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做一些直接式的减税。

　　《21世纪》：国际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下一步改革中借鉴？

　　樊勇：增值税最先起源于法国，是一个较新的税种，但发展速度很快。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不到10个，至今已经超过150个。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对政府来说，增值税具有很好的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尤其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财政面临困境的情况下）；第二，相对其他类型的流转税，增值税具有更好的经济中性特征。

　　如何优化增值税的制度和管理是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增值税的最大缺点是具有累退性，因此通常会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设置低税率降低增值税的累退性，如1994年我国建立增值税制度时对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也设计了13%的低税率。但是，国外最近一些研究表明，设置低税率对消除累退性基本是无效，为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点，增值税应朝单一税率的方向发展。这次改革我们对交通运输行业、现代服务业又增加了11%和6%两档低税率，也就有了17%、13%、11%、6%四档税率，其中后面两档低税率并不是为了消除累退性，而是为了平衡行业之间的税负。可以看出，国际趋势与我们目前的做法是不太一致的，说明增值税的税率设计还值得研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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