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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神秘面纱-3

2012年08月13日 02:43    来源:搜狐财经    王晋添

  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

  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1 600万股。

  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

  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

  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

  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

  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

  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600651,股吧),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

  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

  国库券发达了杨百万与阚治东

  此时,包括林乐耕在内的7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老经纪人,也给黄贵显在如何活跃交易方面出主意:“我们可以收国库券啊!”他们提议在交易时,证券柜台收取佣金。此后,黄贵显也在不少场合表示要开办国库券转让业务。

  1988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库券可以上市流通,第一批试点在上海和深圳等7个城市进行。这一年的4月,静安证券营业部正式开始做国库券业务。

  后来,被叫做“金边债券”的国库券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渐渐形成气候,大有超越股票的势头。就在全国大部分民众不知道国库券能干什么的时候,1988年前后的许多上海人已知道国债的投资价值。在许多地方只能卖70元、80元的100元面值国库券,在上海的交易价格已接近国债实际价值。许多“黄牛”闻风而动。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几乎成了国库券流通中心。在这期间发展壮大的还有后来成为申银证券总经理的阚治东、万国证券总经理的管金生与有“第一股民”之称的“杨百万”。

  杨百万本名杨怀定,他靠国库券发家也是阴差阳错。他原本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1988年春节前,他被人怀疑私拿仓库里的铜材,尽管案子很快侦破,还了杨怀定的清白,但他还是在两个月后负气辞职。

  当年4月5日,报纸上刊登了上海市证券市场21日将开放国库券买卖的消息。杨怀定21日一早就来到银行。当时国库券百元卖出价为108元,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可净赚37元,杨怀定当机立断吃进两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4元,他一转手,立即就赚了800元。辞职前,杨怀定每月工资60元,800元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杨怀定后来又从报上得知,1988年4月起,先后开放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7个城市买卖国库券,6月又开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开放了400个城市。

  杨怀定几经周折,奔赴合肥、郑州、厦门、太原等地,疯狂收购国库券,再到价高的上海卖掉。据称,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占去1/7,几次三番下来,他轻轻松松就成了“杨百万”。

  另外一个靠国库券发家的是阚治东。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阚治东领头难以考证,但有一点很明显,阚治东做得更大。

  1987年,阚治东35岁,原先是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的一个科级干部。当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团委推荐阚治东去北京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随后,阚治东便以中华青年联合会第五届赴日研修生的名义留学日本,学了一年证券。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野村证券就在上海办过两期证券学习班,阚治东也参加过学习,只是那次学习只留下粗浅的印象。1988年,阚治东从日本学成归来,直接当上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当时,信托投资公司还只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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