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生态的倒退
那些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坚持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国企和私企是比翼双飞。官方否认国企的扩展是以牺牲私企为代价的，并且指出私企在生产价值，利润，工作就 业以及增长率的份额方面以及超过了国企。他们断言，仍然鼓励发展混合型企业和连锁资产中的国有成分，非国有成分以及国外资本。 但是大多数的学者以及记者们声称，这样的经济数据是不可靠的，是经过筛选的。因此我们在中国亲眼目睹了一个激烈的论战，那就是国企是不是在政府倡导鼓励私有化的几十年后重新回归（称为：国进民退，或者国企进步，私企退步），如果真是如此，它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种前进与后退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来了。国家拒绝让私有公司进入一些关键领域，特别那些由国有公司垄断的领域；政府最近在强力刺激经济；政府给国企分配了比私企更多的资源；而国企已经成为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并且不断增大。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引进了面向市场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政府就开始鼓励私有企业的在国民经济中增长，与此同时不断削弱国有公司的角色。 当1984年中国官方宣布经济改革和改革开放时，国企急切的想要建立一个责任管理系统。但是他们没有成功的扭转这种利益损失的行为。 当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方面开始以“抓大放小”的方式来对国企进行改革——保持一些大的，重要的国有企业，而允许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私有化。 1999年，中央进一步重新定义了国企的地位，只允许他们活动于三个经济领域内：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业，国家垄断的自然资源，以及生产公用设施和社会福利的机构。 许 多的国企不得不放弃一些与私企有竞争性的商业领域。在食品和饮料，纺织服装，家居以及其他消费性产业领域基本上看不到国企的身影。法律明文规定了，非国企 可以进入到例如以前有国家垄断的金融，电力，通信，铁路，民航以及石油。结果，国企在中国工业产出中的份额从改革指出的大约80%跌至2008年的 30%。 然而他们的命运还没有盖棺定论。2003念得时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这个代理部门旨在通过重建和联合重新使国企得到复兴并将一直亏损的公司重组盈利。李荣融，这个机构的主任，声称包括电力的输送，石 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以及轮渡在内都应从民营私企手中回归到国企。 同时，北京方面也很欢迎并一直着力吸引外资向国企投资。新的政策确实让国企获利了。他们开始挣钱了，2006年收获了1470亿美元。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督的149家国企中，19家已经出现在了世界500强的名单当中。国企已然开始复苏了。 中国政府的5860亿美元的刺激资金大多数都落入国企手中，而且这些公司还享受到了有利的信贷条款。 国 企也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刺激。政府的4万亿的刺激资金已经被指定为重建基础设施，例如铁路，高速公路，机场，以及建筑行业，但是被转给了 集中控制的国企。更何况，这些公司享受到了从国家银行贷款的特权。2009年，大约80%的银行贷款，9万亿都去了国企。 大公司越来越大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不断施压于中国经济危机，出现了出口下降，破产以及失业率上升。北京方面在2009年初的时候制定了一个“十大行业的复苏计划”来鼓励大的国企在钢铁，汽车，造船，装备以及其他的行业与中小型私企联合起来，将他们转化成能在世界市场内竞争的巨头企业。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支持的国企在2008年之后呈席卷之势。在2009年的主要的兼并和收购中： · 在钢铁行业，山东钢铁集团，一个长期处于亏损的国企，收购了私企—日照钢铁集团。这在中国创造了第二大钢铁公司。宝钢集团，一个有名的国企，收购了私企宁波钢铁。根据政府的计划，其他的大型的国有钢铁公司将预计到今年为止会兼并国家钢铁出产总量的45%。 · 在石油行业，中石油收购了黑龙江的绝大多数的非国有公司。在镇南关过的北方基本上找不到私有的天然气站了。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个石油巨头还怀揣更大的梦想，计划收购银行和信托公司。 · 中国国家粮油集团投资并收购了私企蒙牛乳业，这是中国食品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交易了。他的生意遍及食品，饮料，还包括商业住房和商业性的房地产。它现在是北京地区的一家超级地王了。 · 在山西，省政府命令重组煤炭产业。这个行业的私有资金的份额超过了30%。 这样的国企兼并和收购已经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发生，包括汽车，造船，民航以及金融。现在国企几乎垄断了中国所有的资源性产业——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民航，金融以及保险——将私企挤了出去。 而 且，国企在上市融资方面具有优先权。大多数中央控制度的国企都在位于沪市和深市的复合指数名单上。他们的资金快速上升。这些他书的利益集团拥有丰富的财源 以及背后拥有政治势力的撑腰，他们很容易兼并，收购其他的公司，并在许多的领域完成了垄断。加之，他们持续不断的向资产和股市方面的流动，造成了经济的膨 胀泡馍。. 最近的数据显示，80% 国企的收入来自于十大联合集团，包括中石油，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中国联通。其他大多数国企不是生产能力过剩就是管理不当必须依靠政府 的补助和贷款过活。同时许多其他的非国企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没有途径获得贷款，享受不到课税扣除，以及许多的沿海的私企不得不倒闭。因此这些国企优势不 仅造成了价格泡沫的危险还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垄断制造了房地产界的泡沫 国企的这些优势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制造了房地产泡沫。 根据中国法律，所有的市区用地全部归国家所有。但是当地政府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不超过75年）给私有或者公共竞标者。这些竞标成功者遂成，为了“地主”并且再转卖他们的某小区的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进行居民住宅和商业用房的开发。 国有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资源产业——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民航，金融以及保险。 自 从1992年北京政府放开了房地产市场以后，非国企的公司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角。但是，国企的份额不断在上升，从最初的8%到60%。许多的中央和当地的 政府企业以前从未涉及过房地产也正繁荣的市场中争取自己的份额。根据官方数据，136家有中央控制的国企中的70%包括中国化工，中国铁路，以及中国冶 金，都已经进入到了房地产市场 。 在接下里的全球经济缓慢增长中，大多数中国制造公司经历的生 产力过剩。他们的主管都得看到了房地产市场可以很容易的盈利。依靠低成本的国家商业银行的贷款以及很高的信贷分类，他们赢得了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 黄金地段的土地拍卖，不断刷新着竞价记录创造了一个有一个地王。这已经开创了公开叫价。 中国的新地王不是冲着将土地转卖给开发商用以建造居民住宅而去的，尽管急需住房用地。 这 些新的“地主”不是冲着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们用以建造居民住宅而去的。因为供应有限，这些地王经常囤积土地试图垄断市场，希望他们手中的所持土地的价值快速 增长。结果在许多市区的土地成为闲置土地即使在住房用地短缺的时候。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主要的城市中新单元房的空置率超过了85%。 私有公司，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资金保管员的身份。他们担心国企的回归浪潮产生严重的后果，作为计划经济回归的潜在的信号。一下是一些特别的观点： · 国企垄断在许多的行业内综合资产和权力的因素从而限制了市场竞争。这种行为将会使得市场失败从而滋生大范围的腐败。. · 由于国企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政府开销而不是市场需求，他们的行为不可能促进消费，帮助国家建立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 · 依靠政府贷款和补贴而不是革新和技术上进步，这样可能导致国企相比于私企来说效率更地下。 · 国企为他们的主管和雇员支付了更高的薪酬和津贴，这意味着国家和股东的份额少了。 · 由于许多国企在风险领域投资，一旦泡沫破裂银行坏账会增多并且将危及到银行生存。 私 有公司已经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根据官方统计，私有公司现在占得国家GDP的65%，新增就业的80%，以及政府税收的65%。2009年，私有公司产出增 加了18.7%，相比之下国企增加了6.9%，税收增加了18.7%，而国企下降了0.2%；毛利增加了17.4%，国有公司下降了4.5%，而且就业率 增加了5.3%，国企只有0.8%。 这些数据面世后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放松其对私营企业的管制，重给其合法的地位，重新使非国企公司得到振作。 北京看起来已经开始注意到了。随着着手开始处理棘手的住房问题，在2010年国务院国企资源监督管理委员会命令76家核心生意不是真的房地产业的大的央企撤出房地产市场。这一举动被看成是政府广大的限制国企和抑制快速增长的房价和地价计划的一部分。 很明显，官方还宽泛的回应了国企的前进。在2009年底的时候，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经济会议上同意创建私企，制造就业，增加市场对私有投资的参与度，以及保护私有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在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一个重要的政策——被媒体取名为“温氏四项指导方针”。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缓和，北京开始考虑推出其刺激计划以减小国家的角色以及鼓励私人和外企的投资。这些指导方针包括以下项目： · 鼓励和指导民营企业在现在的国控部门投资，比如交通设施，电信，能源，公共设施，国防科学技术以及能负担的起的居民住房建设方面。 · 提倡私企通过研究和发展进行升级和革新，以及参与国家指导的科技项目。 · 鼓励和指导私有公司通过收购，控股，或者联合控股行为对国企进行重建和重组。 · 建立一个健康的管理系统来指导和服务于私有投资并修改不利的法律规定。 北京正着手行动。首先开始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命令76家大型国企撤离房地产市场。 同时李荣融国企资源监督委员会主任誓言，国企将逐渐从竞争性的的部门撤出，让路给私有民营企业的发展 如果所有这些政策都能得到实施的话，一些分析家指出，这将很大程度上逆转“国进民退的局面”。大约4万亿人民币的私有投资将代替政府的自己计划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 是对胡佛研究所学者张家林（音译）的采访，他专攻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美贸易关系，现居上海，是上海一家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同时还是上 海战略政策研究会的主任。他是胡佛研究所论文，《中国对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衰落的回应》以及《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作者。两篇文章同时发 表于199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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